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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大钊论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 张文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是李大钊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过去人们 关注不够，研究阙如。本文试从“为何?与“如何?”两个方面，对李大钊关于 历史知识普及的问题的思考与论述进行初步的探讨。 关于为什么要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李大钊没有简单的就题论题，而是从对 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阐述入手，在一个更为深层次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精深的论述，谬误之处，谨请专家学者校正。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史学对其功用最主要的是集中到“惩劝”与“资鉴”上 来。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对“惩劝与“资鉴”的功用发挥到极至。这一方面， 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辅政性极强，更多的是站在朝廷、皇帝的立场上，关乎上 层，鲜及民众。因而社会大众自觉历史远离他们，史学随之步入了高深的庙堂。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不普及，修史的官方化，加之统治者的有意所为， 历史资源主要掌握在朝廷、皇帝和封建文人手中，成为封建朝廷、官府和皇帝、文 人的专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知识当然得不到普及而成为大众的知识，由社会 成员共享。尽管这不是造成历史知识不普及的唯一原因，但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 因此，李大钊坚定地认为要改变这一情况首先需要的是对于历史功用的重新审视 与定位，并赋予新的内涵。他指出：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人生的 修养。一①李大钊在他的名著‘史学要论》辟专章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 态度的影响”，集中阐明：人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是要，“在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 世界，寻找自我”回。这样史学就就能从庙堂步入民众，不再是仅仅成为少数上层 有权者手中的把玩物，而是会成为社会每个成员认识人生，了解世界，提高自我， 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的智库。具体而言： ∞‘史学与哲学，‘李大钊伞集)第4卷。第207页． 。‘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10页． 162 史学可以陶炼人们科学的态度。 李大钊指出：“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 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 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的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 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记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 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回用怀疑的态度对以往的一切材料、观点、学说、理 论作重新的考察，然后用证据加以证实。这一工作过程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这 既是历史研究的工作程序，也是历史研究的职业态度。因此，历史研究工作特性 的要求和工作程序，能养成人们不轻信，重证据的习惯和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 种求真的态度。“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 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 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圆求 真的态度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或者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和 精神可以外化为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求真的过程中可以达到用善之目的。“科学之 精神……即动的精神，即进步的精神。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袭之习惯若何神圣， 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求真用善是 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考；表现在人生方面就是理想 人格的培养和教化。这就是史学带给人生的科学态度。这也是史学的一个重要功 用。 史学可以与人生以进路的导星。 李大钊讲：“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 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 生也。”④此即是说，随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准确的解释，必然能够发 现或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或掌握，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 现在，科学地预见未来，给人们以前进之“导星”。因为，历史虽是发生在过去， 但它是现在的流，未来的源。所以，历史研究是逐流寻源的，这种逐流寻源的最 终目的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很难相信，一个对过去毫无了解的人，能够对 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对未来有科学的预见。正如李大钊所言，历史好比一座“崇 楼”，“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 愈清。”@从而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和前进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