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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宜当与竞争优势 ——论构楚金融国际博弈优势的战略选择 刘光溪 伴随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事业不仅受到来自 国家内部的影响，还越来越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外部因素的干扰，有时甚至重新改 变了我国改革和开放的日程，使开放的步伐快于国内改革的进程，出现内外经济 不协调不均衡的错配现象，致使金融主管部门处于对内对外双重博弈的地位。这 其中的困境、困惑和困难在所难免，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基本适应的，但 对制度，特别是对法治规范的市场制度在其中的核心作用认识不够，进而出现了 治本与治标措施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与之有镜像关系的 汇率改革艰辛探索的现实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阶段性结果，也是中国实体 经济结构性矛盾与阶段性问题的集中反映(金融实则是整个经济的“睛雨表”)， 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是大国金融博弈的结果。国际收支双顺差所表现的对外经济不 平衡和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所代表的内部不平衡(这一内部不平衡更具有长期 性、根本性)这两个不平衡是紧密相联、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彼此强化、相互 依赖，但归根结蒂是内部经济不平衡决定外部经济不平衡。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 安排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国有金融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设步伐， 同时认真吸取其他大国崛起的现实经验，来有效构建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和新 环境下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博弈优势，争取平等以致主导地位。 一、内外突发因素与中国过早卷入大国金融博弈困境 从国际上看，就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人民币汇率并不应 该成为各大国和国际金融组织关注的重点，但由于国际经贸与市场格局的结构性 变化，却使中国过早地卷入到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一方面，1997年7月爆 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波及 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中，许多东亚国家都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政策，以降低危机对 本国的不利影响，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使 人民币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有力地稳定了东南亚金融形势，给处于金融风 暴中的东南亚各国以有力的支持。但是，人民币不贬值也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因汇率波幅收窄而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另一方面，2001年，中国复关入 世谈判成功意味着美国依靠贸易特别是实物和服务贸易的大棒，从实体经济发展 和贸易市场开放上制约中国的贸易博弈等手段已走到尽头，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往 那样自如地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牵制中国。所以，美国一直在寻找掣肘中国的替 代工具。 从国内来看，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懈地把稳步推进人民币 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金融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 的重要目标。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春天突发的SARS却把注意力 转移了。一段时间内，中国无暇顾及汇率问题，汇率改革相对滞后。另外，2001 年12月，中国入世以后，外部贸易条件转好，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再加 上贸易上“奖出限入”和资金流上“奖入限出”的政策严重不对称，出口迅速增 加，外资大量流入，贸易和投资项下顺差出现加速增长态势，并进而形成国际收 支双顺差同时出现的异常局面。 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以及由此形 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就酝酿了中国干预，甚至 操纵汇率的鼓噪。中国贸易顺差的状况首先被受汇率升值之苦的日本捕捉到。日 本方面认定中国实行低价倾销，鼓噪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紧接着，追新猎奇的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长篇文章，称中国实行廉价货币政策。而后，美国紧追其 后，把汇率工具纳入其制衡中国的工具箱。“汇率升值”成为继“贸易大棒”之 后的又一牵制中国的工具，从而也把中国推向了更具风险的国际金融博弈的风口 浪尖。美国依托金融霸权，发动了一场带有国际联盟性质的金融外交攻势。先是 通过中美经济联委会(JEC)和继之而起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来凸显中国 汇率问题，而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操纵汇率条款，在国际范围内组成 对中国汇率调整施压的准国际联盟，一如当年用中国复关入世的市场准入开放和 贸易谈判对中国施压的故伎重演。这标志着中美经济战略博弈与争夺由实体经济 层面开始进入虚拟经济层面，中国被过早拉入大国金融国际博弈之中。这是中国 这样一个正在实现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双转轨的发展中大国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