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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安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摘 要 潘文安认为职业是个人维持生计之道，也是个人对社会应尽职分之道，职业教育并不是限于狭隘的个人问题，其真义与责任在于帮助别人，关注社会；他主张在小学进行职业熏陶、中学进行职业训练，并在中小学的最后一年开展职业指导与升学指导，职业指导“非一时的而为继续的”、“非盲从的而为科学的”，择业的标准就是人与事的适合，以“求个性之完全的发达”和让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他主张基于就业开发职校课程，呼吁职校课程走就业化之路。他的职业指导思想对当时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当今职业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潘文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25-0080-04 　　潘文安（1894-），字仰尧。我国近代著名职业教育家，长期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他躬身实践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探索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理论，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做出了重要贡献。潘文安职业教育思想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职业教育ABC》（1929年）、《青年职业指导》（1929年）、《职业指导ABC》（1930年）、《职业指导演讲集》（1930年）、《青年升学指导》（1931年）、《青年修养指导》（1931年）、《小学职业指导实施法》（1934年）、《职业指导》（1934年）、《日本之职业教育》（1934年）、《小学职业指导》（1935年）等。 　　一、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理论 　　（一）职业教育的理论 　　潘文安指出“生活的活动，无论是劳心或是劳力的只要他所得到的结果一方面是利己的，一方面是利人的，都可以叫他是职业”[1]。可见，他认为只要能利己且能利人的活动都是职业，只利己却不利人的就不能叫职业，至少不能叫正当的职业。因而，他给职业下的定义是，“职业是永久的，是谋自己生活的——利己，是替公众服务的——利人，职业是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的分别”[2]。职业是个人维持生活必要且正当的手段，是个人维持生计之道，也是个人对社会应尽职分之道，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只求对社会有益。鉴于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啖饭教育”，潘文安对这种认识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职业教育无非是“第一养成人们具有吃饭的知识技能，使各个人用自己的能力去挣饭吃；第二训练人们有良好的道德，使各个人知道要吃饭非用自己力量不可，即使用了力量吃不到饭，还是不愿意夺别人的饭来啖；第三是大职业教育主义，要增进社会的生产，开发地方的富源，扩充地方的实业，想出许多饭来让大家啖，并且大家啖得很满意”[3]。他还和杨卫玉等人订过职业的三个信条，即“一靠我的本领养我的命，二尽吾的心力做我的事，三分我的功夫帮大家的忙”[4]。可见，职业教育断不是“啖饭”二字可以概括的，职业教育不是只限于狭隘的个人啖饭问题，而是自己有了饭后，还要帮助别人，使每个人都有饭吃，且吃得快乐，才算是尽了职业教育的责任，这才是职业教育的真义。因此，职业教育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他对社会的义务”[5]，其目的不仅在于养成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还要发展社会能力，更要增进个人生产能力以开发富源，为世界和国家增进生产力。 　　潘文安不但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目的，还将其细化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领域，指出农业教育的大目标“应该以造就真正的农夫为主”，农业教育的目的，不外乎三种，即授予农业上切要的知识；使学生知农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乐于服务；使学生逐渐改良农村生活。工业教育的普通目标，一是谋手和脑的联合发达，以促人类的进化；二是谋工业效能的增加，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商业教育的唯一目的是造就商业上的应用人才。 　　潘文安认为普通教育并不是不含职业因素，只不过性质更普遍罢了，普通教育是做好各行各业基础性、准备性的教育。职业教育是在已有一定方向和范围的基础上实行的具有特殊修养的教育，普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普通准备与初步阶段。从纵向来讲，职业教育包括小学的职业陶冶、中学的职业训练、专门（大学）的职业教育。从横向来说，职业教育主要有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事教育和专业的职业教育五类，此外，还有补习职业教育和军队职业教育。 　　（二）职业指导的理论 　　职业指导是“根据现在的事实、过去的经验、采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去帮助个人选择职业、预备职业、获得职业及改进职业”[6]。职业指导“非一时的而为继续的，非局部的而为整个的，非片断的而为有组织的，非盲从的而为科学的”[7]，其目的对于个人方面，在求个性之完全的发达，对于事业方面，则谋适当的人才于适当的地位。“职业指导的第一目标在调查职业，第二目标在调查学生的个性和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