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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根本标准的核心内涵 　　摘 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是衡量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根本标准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在于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与彰显，人的社会性与主体性的有机融通。核心内涵在于，形成自由而富有个性的人才培养“全面观”，统合“目的”与“规律”之内在张力的人才培养“适应观”。而实现这一核心内涵的内在融通，则在于“超越论”的前瞻诉求、“适应论”的现实情怀和“连续性”的双向整合。 　　关键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根本标准；核心内涵 　　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立足点，在于教育既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又要适应社会的现实需要。这是大学发展的使命与责任，是大学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指出的，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1]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国家战略发展对新时期人才培养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其深层次的意蕴在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社会实践，是人从自在向自为、从他律向自律转变的意义升华。 　　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根本标准的时代特征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根本标准的提出，是在对传统“作坊批量加工模式”下的同质性“人材”输出予以扬弃的基础上，注重协同创新条件下的复合性人才培养。这既是对过去大学人才培养“社会需求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又是对人的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调适，表现出了“‘人之为人’的社会实践中的自我生成的人”[2]的鲜明时代特征。 　　1. 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与彰显 　　大学人才培养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高级社会实践活动，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发掘和尊崇、对人的创造性的确认和彰显为坐标原点，是根本标准的时代特征下的价值设定。 　　马克思指出，人始终是主体[3]。也就是说，人从来都不是工具性的客体，人具有能动的主体性。一般而言，人的主体性的外在表征较为稳定，如人的独立性与参与性、自主性与能动性、创造性与超越性等，而支撑这些外在表征的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内在依据，即人拥有不断地自我确证和自我超越的本质力量。然而，无论是对人的“实然”的自我确证，还是对人的“应然”的自我超越，这种本质力量均不是仅仅依靠人先天自具的遗传因素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通过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教育活动以及人后天的勤奋努力来生成和完善。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未完成、不确定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器官天然地适合于特定的生活条件这一特征相比，自然没能赋予人在各种不利条件下生存的肉体本能。人的器官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和活动，而恰恰是这个特点使人对世界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并构成人富有发展潜力的前提”。[4]又如米夏埃尔·兰德曼所指出的那样，“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5]人“必须决定自己要成为某种特定的东西，必须力求解决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对自己解决的问题。他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6]进而言之，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之最高表现，任何忽视或压抑人的主体性的活动，必然是对人的创造性的扭曲和异化[7]。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无论是“文革”时期遭致异化的“又红又专”，抑或是“拨乱反正”后强调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实施全面素质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提倡的质量标准多元化，虽然它们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范导作用，但是均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教育的逻辑起点与适应社会需要这个教育的原初背景之间的辩证统一，致使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犹如钟摆一样在“社会需要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之间变动不居。透过此种现象，可以说出发点的不同反映的是以“人”还是以“社会”为本的差异，其背后潜隐着的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而根本标准的提出，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先在性和基础性，指出了社会发展进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依赖性和反哺性，为消解二者之间的分裂与拒斥提供了辩证的思考路径。概而言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社会需要之间并不仅仅是此为彼用、互为手段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二者在本质上是以人为首要目的、彼此互相成就的关系，是人在主客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内在心智的自我建构，是“人之为人”的意义彰显。 　　2. 人的社会性与主体性的有机融通 　　大学教育的直接结果虽然是人的主体性的提升，然而，彰显并提升人的主体性并非教育的全部或唯一目的，那种认为除了人之外教育不应再有别的目的的观点，实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误读和悖反，是对教育活动的误导和曲解，更是对人的误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