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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与生命权问题探讨 韩建军 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法律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慎重的问题，目前有关部门对安乐 死与生命权的概念、伦理理由以及与安乐死立法相关的一系列伦理学依据以及有关法 律问题的理论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而且我国的医疗卫生法制尚很不健全。 所以，应 该针对有关安乐死与生命权的问题进行积极地研究和论证，以期尽快达成共识，科学 规范生命终结时的问题。笔者仅就目前思虑所及做些初步探讨，如能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希望有同道释疑解惑。 一、安乐死的历史概述 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 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 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 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 会极度加大。其中，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 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 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 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 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 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 安医生冈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 性，使给予’安乐死7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一而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 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 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 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 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兰通 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人利砸北部地 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该法律规定：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 确诊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二持。同时也严格 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三位医生中至少要有一位 曾参与该病人的治疗等。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 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 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2年4月，荷兰通过 ”安乐死”法案。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法国也 开始考虑安乐死的合法性。英国最高法院2003年批准一名颈部以下瘫痪、靠呼吸机 维持生命的妇女安乐死。其它各国对是否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为法律付诸 153 实践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为剥夺病人 生命权利的借口，为不义之徒滥用。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在今天与其说是生命伦理问题不如说是生命法学的立法技术 问题或者说是社会技术问题。 安乐死问题的难点在于它冲击了传统的生命神圣不可 侵犯的法律基础和伦理理论。安乐死作为一种“致死术”不可避免要被刑法归“罪”， 安乐死面临的首先是与刑法的直接冲突。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法律困惑 刑法上的安乐死问题，主要是研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安乐死从表面看与 故意杀人的行为的确很难区分，尤其是积极安乐死，如注射或口服致死毒剂。具体分析安乐死行 为也符合故意杀人的各项特征，即安乐死在客观因果关系上引起了病人生命的丧失。在客观方面 的表现上，安乐死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在概括的主观表现上，安 乐死的实施人员与其他相关人员，希望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依据我国刑法通说，认定某 种行为是否是犯罪的最基本特征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还有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性等特征。 由 于我国刑法没有将安乐死明确地规定为排除犯罪性的事由，这亦是破除安乐死刑法困境的难点 之一。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合法地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只有两种：一是由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 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