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渊源与差异.docVIP

浅论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渊源与差异 　　摘 要：“诗言志”和“诗缘情”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先后出现的理论观念，是前后承接又具有差异性的。本文通过对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论述两者的内在渊源和各自侧重点，最终认识到“诗缘情”并非是对“诗言志”的完全颠覆，而是对它的修正和完善。“志”与“情”构成诗歌内在的不可或缺的两个元素，两者具有内在的张力性，在碰撞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志；情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3 　　“诗缘情”是西晋著名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观点。他在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体分八体四类的基础上，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其风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99页）陆机在对当时最重要的纯文学诗与赋的特征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重要文学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意义。这一主张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成为与传统“诗言志”的观念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的范畴，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学者认为从儒家传统角度看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一种对儒家诗教的背叛。他们认为“诗缘情”与“诗言志”是完全对立的文学观念。但本文以为：“诗缘情”与“诗言志”并非完全对立的，“诗缘情”是由“诗言志” 发展衍变而来。在对从“诗言志” 到“诗缘情”的发展历程的分析中可看到它们的渊源与差异。 　　一 “诗言志”的发展历程 　　在上古时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先秦时代对文艺本质的基本认识就是“诗言志”。“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观念最早是在《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说：“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2]（595页）而其后的《尚书?尧典》也提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3]（1页）在战国时期，“诗言志”的说法已经比较普遍了。《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志”究竟是指什么？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言志”指的是诗歌是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体现，也是人的思想，心灵的外在呈现。诗其实和人的情感思维密切联系的，《诗三百》的作者对这一点也是有所体现的，在他们许多诗例中，如“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4]（405页）（《大雅?崧高》）“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4]（373页）（《小雅?四月》）“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4]（326页）（《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4]（338页）（《陈风?墓门》）等等。这些诗歌均表达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情绪。从这一层面而言，诗歌的“志”也蕴涵了“情”的成分。但是，“志”毕竟不同于“情”， “志”更侧重于一种意向性的心理，带有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痕迹，特别与政治道德人伦相联系。“志”中蕴涵的“情”，是受到政治伦理道德规范束缚的，“情”在其中仅处次要位置。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赋诗言志，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志意，常常忽略情感的因素。到战国后期以及秦汉时期，“诗言志”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是向汉代儒家诗说正统发展，延续了“志”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则是由屈原楚骚开辟而在两汉古诗与乐府中得到发展衍生，体现了“情”逐渐地从“志”的统治下分离出来走向独立。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路线的发展，上古时期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这一传统延续到周代。是故，诗教与乐教是密不可分的，但它们又有差别。诗依靠语言表达思想志意，乐则靠曲调表达思想情感；诗歌更多地突出理性思维，乐则更倾向于情感因素。因此，乐教比诗教更注重情感的作用。《荀子?乐论》中曾提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3]（52页）《礼记?乐记》也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3]（61页）由此可见，音乐源于人的情感需要，而情感则是音乐产生的源泉。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诗歌情感因素逐渐淡化的同时，乐教却一直保持着情感的中心地位，并且对诗歌中情感因素地位的保持也有一定的作用。《毛诗序》就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63页）显然受《礼记?乐记》的影响。但是儒家的乐论一方面肯定情感因素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要受到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必须服从于礼教的统治。这一传统在汉代诗学中得到继承，《毛诗序》一面肯定情感在诗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