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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监督：监督模式酿转型 　　“突出三项监督亮点”，“打好监督领域组合拳”，“逐步推进制度化监督”……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座谈会上，浙江省人大内司委就司法监督工作作主题发言时的几个“关键词”，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关键词”的背后，是对这几年来，省人大内司委结合本省实际，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独具特色司法监督之路的生动概括。 　　时间回溯到2008年。监督法实施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如何在法定框架内，既严格依照法定方式，又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寻找一条既不拘泥个案，又能摆脱监督实效性不足等为人诟病的司法监督新路，实现监督的转型优化，亟待破题。 　　以监督促监督，监督形式的悄然转型 　　2008年3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全省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本是一次列入年度计划的常规性审议，但在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共性问题，即检察机关“办案强、监督弱”的现象普遍存在。 　　一方面，作为具体诉讼活动的监督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略显“薄弱”，需借力推进；另一方面，人大司法监督离开具体案件与诉讼，实效性存在“软肋”，需借助有效平台，二者之间有现实的“双向需求”。作为其他监督方式的枢纽，人大监督可以尝试借助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个平台，让人大监督触角延伸到具体诉讼与个案，“双向需求”对接的难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围绕这一思路，一系列监督工作紧锣密鼓地跟进。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听取审议省检察院关于侦查监督、刑事诉讼监督情况的报告，并组织内务司法专业代表小组赴省乔司监狱、杭州市看守所以及萧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实地视察，全面唱响了推进监督工作的大前奏。 　　2010年7月，经过充分调研，广泛论证，并18易其稿，省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以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形式，监督和支持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10个条文，精辟实用，内容涵盖法律监督工作各个层面。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从2011年开始，省人大常委会采取“递进式”方式，连续两年围绕《决定》的贯彻执行开展跟踪监督：2011年，专项审议省公检法司四机关贯彻落实《决定》情况并分别提出审议意见；2012年就审议意见的落实再开展跟踪监督，并组织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对公检法司四家落实审议意见情况分别进行满意度测评。对同一事项，持续监督，连续发力，力度和效果前所未有。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厉志海在主任会议成员重点调研课题《人大视角下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思考》中曾精辟地总结道：“人大监督支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促进司法机关相互监督制约、促进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此构建起一种双层、立体的监督模式，达到加强整个监督工作体系的目的”。这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借助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平台，“以监督促监督”，优化转型监督方式的生动概括。 　　聚焦规范司法权力运行监督工作，思路再次升华 　　2013年1月，省十二届人大内司委产生后，对如何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推进、完善司法监督，进行了认真研究。2013年，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的第一年，这部被誉为“小宪法”的法律，修订条文达111条，对司法机关规范执法，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影响重大。围绕“健全司法权力运行监督制约”这个重点，以“程序”作为切入点，突出“规范与公正”问题，督促司法机关健全完善诉讼程序及相互监督制约机制，推动困扰司法领域中紧迫性、普遍性、全局性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选题。 　　随后，一个新的监督思路跃然纸上：以司法权力运行“规范性”为监督抓手，2013年，首先对司法机关贯彻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开展专项监督，侧重从程序规范角度开展监督；2014年，对司法机关规范执法、公正司法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监督，侧重从规范执法行为角度开展监督。今后几年，再考虑陆续围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监督制约机制等不同角度跟进专项监督。 　　省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宋光宝把这种监督形象地比作抓住了“牛鼻子”。司法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涵盖面较广，涉及程序、队伍以及机制制度等方方面面，与公正司法休戚相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围绕省人大常委会确定的监督重点，各司法机关在接受审议时均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针对修改后刑诉法证据制度的落实问题，省公检法三部门就死刑案件证据收集审查等问题明确了程序性规定，省法院与省检察院、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分别拟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的相关规定。针对律师会见难问题，当年全省有85个看守所设置完成律师会见室487个，同比增幅达36%，省公检法司四家联合出台了关于刑事诉讼中充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全面推进解决律师执业中的“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可以说，抓住司法权力运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