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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交往录 1979年，沈从文在北京 图/李江树 沈从文和鲁迅 　　沈鲁隔阂，居然是因字体而起。胡也频和沈从文的字体十分相似，都是细细小小像蚊虫一般。有趣的是，丁玲开始写小说后，所用的字体、书写的方式也和二人一模一样。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请求鲁迅给她想办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即便是到印刷厂去做印刷工人也可以。 　　由于沈从文笔迹恰与丁玲相似，鲁迅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与他开玩笑，因此很生气，并多次向他人表达对沈的愤懑，后来虽消除了误会，但还有隔阂。 　　沈从文得知鲁迅的误会后，也很生气，以至在鲁迅生前不愿同他见面。 　　除了此事，沈从文与鲁迅的僵持，主要在思想和“文派”上的歧见：沈属“新月派”，而鲁迅作为左翼作家领头人对“新月派”是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从政治、社会等方面也批评“京派”。 　　但双方都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1931年，沈从文写了《论中国创作小说》，重点论述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认为鲁迅的小说超出了同时期其他同类小说。 　　沈从文在1933年前后写过一篇《鲁迅的战斗》，谈到鲁迅的战斗的时候，他认为鲁迅是一个战士，很勇敢。但同时他认为，鲁迅的这种勇气有的时候可能显得任性，是一种民式的任性，他说鲁迅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天真”的东西在。 　　1936年，鲁迅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鲁迅逝世后，沈从文写了《学鲁迅》，充分肯定了鲁迅的贡献，鲁迅的逝世使他感到了失去一个时代最有力量的人的悲哀。 沈从文和巴金 　　20年代末，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的时候要从青岛到上海、到苏州找她，大概那个时候在上海见到巴金。其实是很普通的见面，比如在饭桌上一群人在喝酒，然后就见了一下巴金，就是这么一面，大概沈从文和巴金说我在青岛，你有空到我这来玩玩。于是巴金跑到青岛，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1933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巴金又住到沈从文家里去。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让给巴金，巴金在这间书房里写《雷电》，沈从文自己在院子的枣树下写《边城》。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人，感情却特别好。 　　1935年，沈从文公开发表文章，不赞同巴金的文学观念，但这完全不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1949年初沈从文自杀，他的很多朋友都和他划清了界限。来北京参加文代会的巴金却多次去看望他，给了他极大安慰。 　　在沈从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巴金真诚地向沈从文伸出了友谊之手。“文革”时期，巴金惨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劳动，妻子萧珊又身患绝症，被延误治疗，时日无多。这时给予巴金精神安慰和呵护的朋友，只有沈从文。 　　使巴金特别感动的是，萧珊将要住院，临走的那天收到了沈从文的信。信中沈从文介绍了自己和许多作家朋友的境况，结尾深情地说：“也希望告之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并愿一家大小安好！”萧珊流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也是萧珊生命最后3个星期里收到的惟一一封来自老友的信。 　　巴金怀念沈从文的时候很歉疚，说自己那时候胆也小，都没给从文回信。“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巴金当时并不知道，萧珊在病房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 　　“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巴金这样评价沈从文。 沈从文、张兆和1934年春摄于达园 沈从文和萧乾 　　两人结识于1931年。当时，萧乾正在辅仁大学同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二人从此成为文学至交。 　　1948年郭沫若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此后，由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 　　当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萧乾积极响应号召，不仅亲自动笔写下一系列鸣放文章，还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稿，给党提意见。沈从文一口回绝。 　　林斤澜谈到过：“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他聪明过人。’” 　　1970年，沈从文在湖北双溪收到萧乾的信，复信称呼他为“萧乾同志”；再接萧乾信，复信称呼“秉乾同学”。第二封回信比第一封短得多，第一段即说，“望把前信寄还，十分感谢。……孩子们一再嘱咐‘病中不宜和人随便通信，免出麻烦’，所说十分有道理！” 　　1999年，萧乾在病榻写了一篇长文，《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萧乾逝世两年后，他的夫人文洁若女士把文章交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