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与官吏.doc

财税与官吏 １９世纪末，“财政”一词与“科学”、“社会”、“体育”……等词汇一起从日本传入中国，至今仅仅百年有余。在古代中国往往用“度支”一类的词汇来描述政府收支这一概念。由于“财政”一词比“度支”更能表达其作为政府收支区别于一般财务的深刻内涵，所以，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的“度支”一词，至今反而被人们遗忘了。 财政是公共权力的产物。氏族社会没有设立公共权力，因此也不存在财政。财政是国家产生和公共权力设立以后才有的。恩格斯说：“这个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而且还有实体的附属物，如监狱以及其他种种强迫机关……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①他强调：“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②一切政务离不开经费，财政是政府运作的前提条件。因此，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在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与各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从财政的职能观点来说，财政工作是分配；从分配的形式来看?熏中国古代战国以前是徭役，战国以后主要是实物?熏现代主要是货币；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所以说，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这里，财政本质仅仅回答了“什么是财政”的问题，它并没有回答一定历史条件下财政的类型。财政类型是特定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模式，它与财政本质之间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类型是公共财政（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公共既是民主的要求，也是等价交换法则的要求。公共财政是否定封建“家计财政”后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财政不再着重服务于君主个人，而是接受社会公众的约束和控制，成为为市场提供服务的财政。所以说，前苏联述及现代财政是货币关系是指财政分配形式而言；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则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财政的类型而言；而在中国曾一度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体分配论是就财政本质而言，三者都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财政的自身所包含的内涵。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财政具有不同的性质。中国在夏朝以前为原始社会，夏朝以后出现奴隶制社会的雏形，自殷商建国（约公元前１７０３年）到殷商亡（公元前１１２２年）为奴隶制社会，那时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财政自然是奴隶制国家的财政。自周朝以降，至清朝鸦片战争（公元１８４０年）以前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三千年之久，中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期最长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财政是分级管理的封建国家财政，自秦统一以后是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于是财政也自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财政。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财政性质也自然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也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财政则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过渡。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的要求。 财政不仅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结合，而且渗透到国家活动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一个以国家预算为主体，预算外资金为补充，企事业财务为基础的财政体系。 在世界财政史上，“量入为出”是最早出现的财政预算制度原则，在中世纪（公元４７６年～１６４０年）和古代社会（公元４７６年以前），这一原则曾被视为政府财政的金科玉律。中国古代财政预算制度的基本原则自西周始即为“量入为出”。至中唐实行“两税法”时（公元７８０年），德宗朝宰相杨炎提出配赋法，即“量出为入”的原则，要比欧洲１９世纪后期提出这一原则早千余年。近代和现代的财政预算制度原则是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的有机结合，即通常所说的量力而行的原则：国家财政预算制度以量出为入为基础，辅之以量入为出的考虑；地方财政，尤其是市县乡镇财政预算制度则须充分考虑量入为出的原则，因为基层财政既无税收的开征权，亦无债券发行权，除少量正在不断减少的收费类预算外资金收入外别无来源，产生赤字难以弥补。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中国古代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几个历史阶段，逾四千年时间。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赋税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变革，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五个相对稳定、实行时间较长的主流税制。即，夏商周（公元前２０２３年～公元前２２２年）时，以贡、助、彻法为主要内容的徭役地租制度；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