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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义贱利’’与传统价值标准 刘洛铄 摘要：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贵义贱利论依托于儒家文化的官方背景，成为统治阶级制 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标准，重农抑商更是成了几乎所有封建王朝的根本国策。贵义贱利论在不断强化 自己正统经济思想地位的同时，反过来也深刻地影响了和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 发展，以及体制的变迁，它是记录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蹒跚步履的殇曲哀歌。 关键字：贵义贱利、文化、团体 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是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自汉昭帝始 元六年(公元前81年)起，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受到近现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以 前，以上述三大教条为特征的经济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贵义贱利论是整个传统经济思想体系首要的中心命题，是其在国家政策和生活伦理 上的具体反映。义利之辩是中国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论题，它既 属于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范畴，又内涵于文化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理解，贵义贱利论就 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与道德准绳之间的主从关系论，它本身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贵义贱利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 贵义贱利论这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惰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和任何一 种理论思想一样，贵义贱利论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对社会发展 和思想领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的正反两方面转化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过程的。 历史上也不乏司马迁、李觏、苏洵和叶适等人对贵义贱利论批判的真知灼见，然而在封 建正统的阴影下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都湮没无声了。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掉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招牌，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西方文明 的冲击，但是贵义贱利论却没有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那老旧的旋律还时常 在我们耳畔响起，只不过是增添了一些更加刺耳的音符——物极必反所带来的道德缺 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在一个呼唤民族复兴 的时代，也呼唤一种健康的义利观。它不应该是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残缺糟粕，更不应 该是抛弃优良传统的虚无主义，而应该是将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吸收、改造为利于社 会秩序稳定的，利于人们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和谐、健全人格培养的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族主义，忽视“个人”，不利于个人本位的形成“个人本位” 以平等、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主要内容。在民事活动中，“个人本位”就是人人都平等地 享有民事权利，人人都是民事主体，都具有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这种资格是与生俱来 339 的。近现代西方各国民事立法无一不遵循这一原则。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 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这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格 格不入的。 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 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秦代以后，董仲 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传》)的反功利主 义观点。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贵义贱利”价值观的典型代表。“贵义贱利的 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 孟子日：“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孟子把义 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宗族思想 起于古代氏族社会，儒家所说的孝道即儒家处理宗亲关系的规范。孟子这句话所提到的 “义”的从兄，似乎是更近于“悌”。义的概念最初是作为处理兄弟关系的规范呈现的。 中国重情义，宗亲观念极重。“义’’又发展为与朋友及他人相处的一个基本标准，后又 被引申为处理君臣关系的标准。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言“君臣有义”，就是说君臣都应当 按照“义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否则便称不上明君贤臣，国无明君，朝无贤臣则 国必倾颓。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就是依据儒家学说中人 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或义务，“即道德行为重在履行义务，而不重在享 受权利；而且道德义务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以享受相应的权利为前提才能被认为高尚 的、有德行的。可见，所谓“义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集中体 现，因此“义”自然就成了封建立法的标准。 从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