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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强奸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强奸罪的主体、客体及婚内强奸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完善强奸罪的建议。指出仍要保留强奸罪名，但应缩小或至少不再扩大其适用范围，要将强奸罪以外的性犯罪纳入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或其它罪名中去。以保护性犯罪双方的权利。 　　【关键词】 强奸罪；主体；客体；婚内强奸；完善路径 　　确定强奸一词的词源和通常含义对我们正确理解与之相关的词语如性关系、猥亵等都有很大参考指导作用，进而正确理解刑法上与之对应的行为或罪名。语词的含义和相关罪名之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加以明确将导致认识上的混乱。《辞源》给“强奸”的定义是以暴力逼奸妇女。《中国百科大辞典》对其定义也是男子强制与女性性交的行为，其中包括这几点内容：主体是男性，对象为女性，手段表现为强制性交，这也是我国刑法立法上对其的理解。《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强奸”解释有两层含义：“其一，在普通法中，男性违背不是自己妻子的女性意愿，强行与其性交，普通法上的强奸要求阴茎至少有小部进入阴道，同时普通法中丈夫不可能对其妻子犯强奸罪；其二，用暴力、威胁或伤害手段的非法性行为（尤其性交）在未征得他人（通常女性）同意的情况下，多数成文法规中已扩展了其定义……”。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对强奸的定义仍以传统认识为基础，又承认了对其主体和行为模式的适当扩展。 　　一、强奸罪的主体 　　按照强奸一词的传统理解，如果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性行为加以扩展的话，事实上，女性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强奸”女性根本就是对象不能犯。很难说这种情况下其性自由权受到侵害，况且强奸罪的成立要求主观上要有奸淫的目的，女性间很多性侵犯事件中加害方多是出于伤害的目的，加害人主观方面、加害目的也是判断其罪名的重要因素，不能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对于女性“强奸”男性，首先从现实层面讲，这种现象比女性被强奸少之又少，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对女性强奸男性其实根本不用法律的规制，通常道德舆论的压力就能对其构成足够的威慑。但男性性自由权需要像女性那样同等保护，不然也容易让人深化男性天然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偏见和误解。随着女性强奸男性的事件日益增多并广受关注，对其以强奸罪进行规制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女性作为实行犯成立强奸罪的原理同传统理解的只能由男性成立的强奸罪的思路是一样的。为保护男子性权利免遭女性伤害，设立强制猥亵侮辱男子罪或奸淫幼男罪在思路上是成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有很大差别，会导致犯罪性质的变化，进而对定罪量刑都造成影响，女性作为强奸罪主体会引起这种混乱，短期内还不宜将女性作为强奸罪主体。 　　对于男性间性行为有些国家有单独的鸡奸罪名。鸡奸亦属对象不能犯的情形。受害者受侵害的更主要是生命健康权、人格权而非性自由权，对此行为完全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处理，受害人也有提起民事侵权的权利，如果加害人是出于伤害的目的这样定性就更容易理解了。鸡奸纳入强奸罪是不合适的，不单设鸡奸罪，既不会影响对此行为的惩罚，还能避开这一非常态的罪名。对于同性恋，我国目前尚未明确并公开地承认同性恋合法化，但对其宽容和支持已成主流意见，近年，同性恋包括女性同性恋结婚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足见对这一行为从立法者到民众都是默认的。西方很多国家已经一定程度承认其合法化。《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同性恋归于“性变态”词条中，认为“此行为性质上和处理上应与一般犯罪有所区别，性变态者对其行为应付一定法律责任，对一些不能辨控自己行为而发生严重错误的人，应严加看管和治疗”，显然这一认识比较传统，社会上对这些行为的看法都在随着时间推移悄悄地发生变化。同性恋是应受处罚的犯罪行为这种观点不会被人们接受，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是完全有辨控能力的，这种描述有将其视为精神疾病的味道，是不妥当的，同性恋和同性间“强奸”是应区别对待的。 　　其实性关系的发生、和谁发生、如何发生本都是中性的事实行为，我们对强奸罪本身及相关犯罪行为中存在的类似细节经常存在差异巨大的认识，乃是建立于生物学、社会心理学所形成的婚姻制度、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看待“强奸”问题时，也应多考虑行为人所置身与影响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评价，不宜将性行为和与性有关系的行为混为一谈或穿凿附会地归于一类。我国强奸罪主体为14周岁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性是可取的，不必加以改变，同性之间、女性对男性的“强奸”行为都不完全构成强奸罪的要件，也不忠实于强奸一词的本义和大众理解，与其往强奸罪上解释靠拢，不如科以它罪。 　　二、强奸罪的客体 　　强奸罪的客体通常是指妇女性自由权或性不可侵犯性，该罪所欲保护的是合法性行为及婚姻秩序，违背妇女意志强行性行为对强奸罪客体的侵犯显而易见，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奸淫未婚女性会导致其贞洁大大贬值，奸淫已婚女性对其丈夫、家庭的伤害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