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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的冲突 　　摘 要：《牡丹灯记》在“剪灯”系列小说中以其主题的模糊性，别具一格。但小说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冲突，重“情”的个人话语的代表符女、乔生敢作敢为，令人同情；重“理”的社会话语的代表邻翁、魏法师、铁冠道人等，则给人以虚伪做作的观感。个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激烈冲突，对于深入挖掘小说文本寓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领会作者瞿佑真实的创作意图和人生态度。 　　关键词：瞿佑；牡丹灯记；个人话语；社会话语 　　《牡丹灯记》在瞿佑《剪灯新话》的人鬼相恋小说中，属于特别的一篇。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文本寓意具有模糊性，正如乔光辉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中分析的那样，“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的主题却极其模糊，很难寻觅到文字表面以下的深意”，“作者的叙述非常客观，超然得几乎让人看不出他的是非判断”。[1]显而易见的是，《牡丹灯记》中存在激烈冲突的矛盾双方，符女、乔生等代表着重“情”的个人话语，而邻翁、魏法师和铁冠道人则代表着重“理”的社会话语。挖掘潜伏在冲突背后的文本寓意，有利于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 　　一、个人话语暂时领先于社会话语 　　乔生乃丧妻之人，恢复单身，尽管无聊，可社会主流意识中的专情观念使得他在元夕灯会这一晚自觉“不复出游”[2]，但“倚门伫立”使其并未完全断绝与“出游”的关系。门外是热闹的灯会和实现与人交际的机遇，而门内代表的是清心寡欲、专情于亡妻的要求。乔生不出门外，也不愿完全与外界隔离，可见内心颇为挣扎。“倚门伫立”，乔生的视野完全处于门外，在内心渴望的激励下，人的聪慧狡黠得以施展。 　　十五日夜三更时分“游人渐稀”的冷清凸显了美人登场的惊为天人，“韶颜稚齿，真国色也”。在美人面前，乔生的“自抑”变得不堪一击，于是尾随美人而去。爱美之心占据上风，乔生果断出门。“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诗经?墉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美人以诗经中私奔幽会之典故作为开场白。在古代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子如此，或有勾引乔生之嫌，正如瞿佑《剪灯新话》序中所言，“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3]。然而，美人并不是有夫之妇，单身女子在元夕灯会有如此举动，诲淫之嫌有待商榷。美人自述“故奉化州判女也”，“止妾一身”，又由后文湖心寺寺僧所言可知，美人乃“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时年十七”，再到后来的符女供词“伏念某青年弃世”，可见美人英年早逝，并未婚配，那么欲与乔生共谱恋情，并无不贞之嫌。并且乔生鳏居，尾随符女在前，符女迎合乔生爱意在后，当属单身男女自由恋爱的范畴，符女勾引之说理由并不充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官宦人家小姐的魂魄，勇敢追求生前未曾体验过的爱情的形象。 　　乔生和符女勇于追求爱情的行为，标志着个人话语在社会话语面前暂时取得了领先地位。 　　二、社会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初次压制 　　社会话语要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决不允许个人话语长久处于优势，于是冲突开始激化。乔生与符丽卿恋爱将近半月，邻翁的出现促进了矛盾的产生。在乔生眼中，符丽卿乃国色天香的女子，而在偷窥的邻翁看来，符丽卿是一个粉妆骷髅。古往今来，狐仙鬼魅幻化人形，摄人心魄，为害一方，是社会话语中流传甚广的传说。以此观之，乔生鬼迷心窍，当局者迷，当以邻翁所言为是。然而，孰是孰非，小说文本给人以暧昧之感。邻翁寻访乔生下落，于湖心寺觅得符丽卿的棺椁，请寺僧开棺，此刻，“女貌如生焉”，与先前他所见到的粉妆骷髅相去甚远。在劝说乔生时，邻翁扮演的是卫道士的角色，代表了主流话语，与男子私通的女子伤风败俗，何况是离世多年的鬼魂，其实质自然是邪祟之物。而在人鬼相恋的小说语系中，为情可死，为情可生，正如瞿佑友人桂衡在“剪灯新话”诗并序中所言，“世间万事幻泡?，往往有情能不死”[4]，在寺僧的见证下，邻翁眼中的符女不再是骷髅，而与生前相貌无异。社会话语中的符女，先是骷髅，后是美女，前后矛盾，其可信度令人生疑。个人话语和社会话语的悖离，就体现在符丽卿的不同形象之中。 　　乔生与符女自由结合，欢爱将近半月，并无不妥之事发生。然而人鬼殊途，主流话语体系下，万事万物当各安其分，所以人鬼相恋在邻翁眼中就是大祸，“一旦真元耗尽，灾眚来临”。但同样是人鬼相恋，在《牡丹灯记》的前一篇《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滕穆与卫芳华则谱写了一曲美好的人鬼恋歌，两人相敬如宾，三年之后，芳华主动离开，并无灾异出现。两相对照，人鬼殊途的主流话语不得不引起人们反思。为了躲避所谓的灾祸，乔生还是听从了邻翁的劝谏，又在魏法师符篆的法力下，使得符丽卿“果不来矣”。到这个阶段，以乔生、符女的分离为标志，社会话语完全占据了上风。可是乔生的隐秘欲望并不会因此衰歇，在访友酒醉之后，他的欲望终究战胜理智，“都忘法师之戒”，在湖心寺与符丽卿重逢。此时，以理智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