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上）.docVIP

1949―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上） 　　引 子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国共弈局的胜负日渐明朗。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进到江南各地。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乘胜追击，命令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新解放区迅速扩大，对地方干部的需求与日俱增。南京解放后，在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的倡议下，二野组建了一支集战勤队与宣传队为一身的地方干部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华东野战军副政委、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的宋任穷担任总团长。 　　西南服务团除向中央要求调配部分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外，在江南地区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参团，迅速掀起了“解放大西南”的参军热潮，组建了一支由6000余名干部和1万多名学员组成的队伍。 　　在南京地区成立的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分为云南支队和川南支队，南京地区报名参团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分配在云南支队。其中，南京地区通过报名审查的1236人中，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及两校附中学生共440人，占三分之一以上。 　　10月2日夜，云南支队即由宋任穷带领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渡江至浦口乘闷罐车离开南京，跟随野战军开赴大西南。8000里的“小长征”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7省，其中有3000多里是徒步行军。这对于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同时也让这些来自城市的学子们第一次深切体验了集体化、组织化的革命生活。 　　1950年2月底3月初，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指战员们陆续抵滇，没有很好休息，便被分配到昆明市以及武定、昭通、曲靖、宜良、楚雄、玉溪、蒙自、文山、宁洱、大理、保山、丽江等12个专区担任党政机关骨干，开展政权接收、建设与巩固工作。 　　在昆明，市军政委员会下设公安、军事、财经、工业、交通、政务、卫生、文教8个接管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协同接管各单位、各组织，清理旧人员、物资、档案，镇压反革命分子，建立革命秩序，实现城市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完成接管地方政权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首要任务是下乡征收1949年公粮，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需民用粮荒问题。由于征公粮的任务重、时间紧，引起以地主、土司为代表的地方强宗豪右大规模武装反弹，各地土匪纷纷暴乱，大批征粮干部被害，县区政府被攻占，征粮与剿匪成为1950年扎根农村的西南服务团战友最为深刻和悲壮的记忆。 　　1951年底到1952年，云南实施土改，在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土地中，贫雇农第一次取代乡村士绅开始对乡村事务实施管理。至此，云南省政权实现了彻底的新旧交替，新兴红色政权在云南站住了脚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成员们并未能离开云南，而是走上了云南省军工政教的各条战线。此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不少校友在风云诡谲的政治运动中，被以各种荒诞不经的理由受到牵连、打压、迫害……直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事迹才得以昭彰。 　　近日，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对部分服务团云南支队成员进行了采访，期望通过校友们的敷陈铺叙，重构1949至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建立与巩固的全过程。 　　恰同学少年时――大学生活 　　（抗战结束至1949年4月南京解放） 　　大学是人生重要的转折阶段。南京解放前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积极向中共靠拢，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不仅与其在校期间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息息相关，更与那个鼎革之变的大时代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态势密切相联。 　　抗战结束后，国家在经济上濒临崩溃，物价飞涨；政治上国共龃龉不断，最终爆发内战；思想文化上中共对南京地区大学的渗透也日趋紧密，国民党政权则尝试遏制之，多有抓捕“通共”师生。在多种因素作用下，1945年至1949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多次发起、参与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引起双方激烈冲突。国民党当局在处理学潮上的种种不当措施，及其执政之下国家经济的崩溃、政治的腐朽，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离心。 　　经过“延安时代”革命熔炉锻造的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整齐化、团结化、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新新世界，联合政府口号下的多元异彩，传奇领袖“奇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撞击着知识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这些复杂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埋下了伏笔。 　　陈福海（男，湖南长沙人，1946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学习，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电信系统工作）：我于1946年考上金陵大学文学院外文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并不想搞文学，而是想通过这个专业学好外文，以便将来参加外交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当时我也年轻，就想将来参加外交工作，在国外争得中华民族复兴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