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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政与政府形象传播模式创新 　　摘 要：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网络问政与政府形象传播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与述评，梳理了C时代网络问政推动政府管理变革的动力机制，围绕政府信息公开、网络问政、电子政务与政府形象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从政府引导网络问政，改善政府形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 键 词：C时代；网络问政；政府形象；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10-0005-05 　　收稿日期：2013-07-02 　　作者简介：朱锐勋（1976―），男，云南宣威人，云南行政学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政务。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丰富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基于24小时连接在线使得整个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信息实时互动，分享随时发生。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公共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网络问政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影响着文明发展和社会和谐。公众、政府及公职人员均自发地通过这一开放、多元的网络平台进行政治参与，有效地连通了“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并使之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政府增加行政透明度、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 　　一、国内外网络问政与政府形象传播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兴起，网络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政府如何应对和化解网络空间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麦克卢汉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对于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而言，谁来统治和以什么方式统治的基本政治学问题都是同样有意义的。在理论研究上，迈克尔?本尼迪克特有关网络空间的概念认为，全球网络化是多维度的、人造的、“虚拟”的真实。[2]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把权力的分散视为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质之一，认为传统的中央集权观念终将瓦解。[3]（p269）而联合国网络治理工作组（2006）更加关注公共部门的网络治理。在实践上，发达国家针对如何利用微博等社交网络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提出了很多的思路和对策。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开放式政府行动”，倡导“透明”、“参与”和“协作”的政府治理理念，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平台“人格化”的手段增强政务活动的互动性，成为创新政民沟通的有效模式。[4]在政府应对公共危机方面，研究机构CIC and Ogilvy PR（2012）认为，微博时代的公共危机从传播的速度、渠道、角色、形式、色彩到反馈等诸要素都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要完善和改进舆论回应和危机控制的“3C”框架（Car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充分利用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使管理者更好地驾驭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由此可以看出，对网络问政的研究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是信息网络对现实政府管理的影响，包括对政府治理、政务流程、公众政治参与方式以及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二是网络空间的虚拟社会管理，涵盖了网络空间的网民运动、政治参与性质、网络空间的权力、网络舆论引导等。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从下列四个方面对网络问政与政府形象传播问题进行梳理。一是网络问政的主体、特征。针对当前网络问政中存在的三种主体论（公众主体论、政府主体论和公众与政府并举论），黄建、陈纯柱等认为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众，而孙健等学者认为网络问政的内容是问计于民和问事于政（府）的统一。[5][6][7]网络问政的显著特征可概括为：沟通的零距离、零时差、快捷、互动、自由开放等。二是网络问政的途径、方式。网络问政无疑已成为公众政治参与的新方式，李江梅等从传播学角度提出网络问政提供了特殊的话语公共领域。政府需要有效地打通“主流媒体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及时地回应和引导。[8]石国亮等亦认为（政府）要加强对“论坛、社区、博客、新闻贴吧”等网络公共领域的管理。[9]孟庆国认为网络问政是网络参与型、互动型的政府信息化阶段的突出标志，是一种电子治理模式。进而把网络问政分为姿态型、引导型和压力型网络问政。三是网络问政的制度规范、实践引导。[10]陈纯柱等提出网络问政制度化要求网络问政主体制度化、客体即政治体制制度化、平台建设制度化、回应机制制度化、沟通渠道制度化和法律保障制度化。张玉勤梳理了当前网络问政的现实挑战：非理性现象对现实的公共行政和司法公正的冲击，“伪民意”的误导风险，网络问政活动“空壳化”，西方敌对思想的网络“乱”政企图频现。[11]四是网络问政促进政府形象的重塑、传播。刘小燕通过从政府施政行为（做）、展示与解释政府施政行为（说）以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