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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转型与“嵌入式”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 　　收稿日期：2013-07-10 　　作者简介：吴晓林（1982-），男，山东莱阳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3 　　姜永熹（1991-），男，山东潍坊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长沙 41008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社会冲突及其整合机制研究”（批准号13CZZ030）、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转型期的社会转型及其整合机制研究”、第51批博士后基金“转型社会的冲突与整合”（批准号2012M510497） 和中南大学升华学者计划项目“中国社会整合机制与政策的调整”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参见王邦佐：《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摘 要]从党章的修订和修改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整合政策的调整“内嵌”于政党转型过程之中。与改革开放之前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推行整合的方式不同，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注重强化绩效来推动对社会的整合，这使得其整合政策显示出“绩效整合”的特征。但是，党章纵然有“党内法”的崇高地位，尚需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完善的制度确保其党内整合的力度。对于面向整体社会的“绩效整合”，则需避免“单边主义”倾向，充分关照民众诉求，才能在意识形态和任务绩效之外，构建与权力授受和情感维系一体的、立体式的整合机制。 　　[关键词]政党转型；政治整合；党章；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6-0003-06 　　一、问题的提出 　　从夺取政权到领导现代化建设，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不但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实现角色转型，而且也促使其主动回应社会发展需求，提升引领社会发展的主观意志。从政党的产生和功能来看，政党本身是阶层分化的产物，并且以夺取和参与政权为目的。如何达成这个目的？这取决于它是否具备整合全党和赢得民众支持（即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要完成转型，就要依靠一套有效的政治整合体系和政策。 　　在一些学者看来，政党是集“冲突、整合”于一体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功能注定是辩证而统一的。李普塞特将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1]（P136）。亨廷顿认为：“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翼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2]（P374）萨尔托里直言“政党是执行‘凝聚’功能的机构”，其中包括国家整合、政治整合、社会整合三种意蕴[3]。 国内学者对政党的整合功能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王长江从功能角度将政党分为“冲突取向型”政党和“整合取向型”政党，认为执政党更体现为“整合的工具”[4]（P176）；王邦佐等推进了执政党实施社会整合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党在新形势下怎样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并成功整合各阶层和群体力量的机制①；笔者曾经比较了中西两种体制下政党之间如何实现政治整合，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是“合法反对”的原则，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则表现出“异体整合”的特征[5]。 　　我国正处于利益格局迅速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的时期。面对新形势，执政党应怎样应对挑战、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型、对全面分化的社会实施有效的整合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回顾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们大多是从社会结构、利益分析入手来分析整合过程的，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修改切入，以历史分析和文献分析为主，揭示新时期执政党是如何实现政党转型和调整政治整合机制的，以此透视新时期执政党实施政治整合的特点及其意义。 　　二、政党转型中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整合政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思维”。经由改革开放而始，其执政思维与执政角色才得以逐渐匹配。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新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嬗变。由此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自身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和服务型政党转型等不同阶段。 　　政党转型的权威性“自我认定”，往往需要由“党内法”――党章来实现。党章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是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在党内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时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