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在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pdfVIP

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2009’年会学术论文集 孟苟在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 王占通 (长春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曾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和谐稳定曾 发挥过重要的凝固作用。以“仁”为核心的礼义忠恕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以礼摄法”、“情 重于法”构成了中华法系的思维模式，“德主刑辅”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框架，“暴君放伐”、 “从义不从君”提供了专制制度的救济措施，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化是中国法律的基本特点。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是以孔子开其端的儒家思想为主干，有选择地兼收墨道法等先秦诸子百家的内容，在长 期的理论驳难和法律实践中融合而成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孟子和萄子除继承 了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化、人治等孔子的基本观点外，还各自做了重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孟子“内圣”的政治法律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私淑于子思之门人，对孔子之学极为崇敬，以继承、弘扬孔子思想为己任，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完善了孔子“仁一礼”的思想体 系，形成了“思孟学派”，确立了后世儒者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精神。 (一)“性善论”的哲学基础 孔子把人的心理情感做礼的道德基础，创造了以伦理心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仁”学，摆脱“天” 的束缚，第～次把建立在宗法伦理关系上的礼安置在了“人”的自然情感上，既论证了“礼”的合 理性，又找到了社会成员遵守礼的内心动力。当然，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和目的更倾向于后者。关于 “人性”，孔子只是指出“性相近，习相远”而没有提出系统的学说。孟子与孔子一脉相承，接过“仁” 的学说，并从人的本性上找到了整个理论的哲学基础，这就是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公孙丑》：“孟子口：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 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 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 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一段材料集中阐释了孟子的“性善论”，其意思是说，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萌芽。人只要扩充、培养这四种 善端，它们就能发展为善行。人内心己先验地存在一种善的胚胎，这种胚胎是一种价值意识的自觉、 价值认识的能力，把自觉的道德认识发展、扩充就能成为善行。恻隐之心乃先天植根于人的心中的 萌芽，但不扩充这一萌芽，是不可能发展为“仁”的。这里的“端”，只是就人之本质而言，是说人 的价值意识是人的心中所本有之臼觉，而不是说人初生时就有善的意识，故人的修养功夫在于“尽 心”，自觉已存的价值意识，发挥自觉能力，扩充“善端”为“善行”。 当然，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孟子还不能完全区别哪是先验的，哪是经验的，他把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认定为人性中存在的先验精神，人的善的意识、善的规范、善的 行为都是“善端”扩充的结果。其实“四种心”都是社会经验、社会教育的结果，没有对社会实践 的认识，是不会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但是孟子在哲学上的贡献在于为儒家所提倡的 伦理道德找到了价值根源，这使儒家重道德、倡仁义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孔子用“仁” 释“礼”，最先为反映社会制度、规范的礼找到了社会主体的心理及情感基础，但他没有从人的哲学 认识上提供“仁”的价值根源，只指出入“应该如何”。说明人“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孟子的时代， 宗法制度主体已崩坏，’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伦理规范受到了严重破坏，孟子再从宗法情 感倡导“仁义德政”和“导德齐礼”已成无本之木。他为使继承孔子而来的儒家的政治法律伦理道 德化思想得到更合理的论证和有力的实行，把“仁义”的价值根源安置在人性之上，使人之所以成 善行义有了根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同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有意 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