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docVIP

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　　有消息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生了一次“思想巨变”。据说这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终于被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所折服，要重新考虑那个使他声名鹊起的“历史终结论”。消息来源是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今年9月号刊登的福山演讲和对他的访谈（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经过中文摘译写成报道，在新华网上发布，已被几百个网站转载。这篇报道文章强调，福山特别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认为它会受到更多国家的钟情，并指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一位竭力宣扬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最终获胜的明星学者，今天高度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多少让人有些兴奋。但这个好消息似乎来得有些突兀，不免心生疑虑。据我所知，自1989年《国家利益》发表那篇轰动性的文章以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遭到各种质疑和批评，曾无数次地被人宣告破产，但他本人一直“顽固地”坚持“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最终胜利”的基本论题。迟至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学演讲（当时笔者在那里做访问学者），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曾问起他：中国发展的事实是否颠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未加迟疑地回答说，这大概还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而目前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甚至到2008年9月，福山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被问及“历史的终结背后的论题仍然成立吗”，他的答复是“这个基本假设仍然有效……尽管权威主义在俄国和中国复兴，但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被广泛接受的唯一正当的政体形式”，并表示“就长远而言，我仍然相当确信民主体制是唯一可行的体制”。这篇访谈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重归“历史的终结”》（“Back to The End of History”, Newsweek, September 20, 2008）。难道一年之后，他的思想真地发生了“巨变”？　　怀着这样的疑问，我向东京大学的友人王前先生求教。王前先生找来当期的《中央公论》，对福山的演讲做了全文翻译、对访谈的重要内容做了摘译（参见附文），还通过电话与我讨论。我们一致的看法是：那篇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也因此产生了某种误导倾向。（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如下“编译”段落：“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市民。”）的确，福山相当重视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成为检测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也许，福山本人是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似乎已经过时了的）历史终结论还有没有必要？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这个论题或许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历史终结论或许是错的，但它可能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和荒谬。　　福山可以算是列奥·施特劳斯的隔代弟子，经历的学术训练也相当奇特。他最初就读康乃尔大学古典学系，师从布鲁姆（Allan Bloom）学习政治哲学，本科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读研究生（主修比较文学专业），曾赴巴黎深造，追随“解构派大师”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攻读“先进的”文学理论，结果读得一头雾水。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也许在年轻的时候，你会仅仅因为某种学说很难懂，就以为它必定是深刻的，而你没有那种自信去说‘这不过是胡言乱语’。”福山在巴黎期间还写过小说，但从未发表。六个月之后，对解构派大师完全幻灭的福山回到美国，放弃了比较文学专业，转到哈佛大学在曼斯菲尔德和亨廷顿指导下攻读政治学博士。　　就学术风格而言，福山的成名作——1989年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以及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末人》——在当代美国政治学界是相当罕见的：它是政治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某种“奇异”结合。而历史终结论的出笼也明显有施特劳斯弟子们推波助澜的因素。福山的理论最初成型于1988年（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当时他应邀去芝加哥大学做这一主题的演讲，而邀请者就是施特劳斯的两位大弟子塔克夫（Nathan Tarcov）和布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