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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110岁了 　　乔治·奥威尔已经110岁了，他去世也已经60多年了，可他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我们从欧美对他110岁纪念连篇累牍的报道中看出，他还没有被人忘记，他也不会被人忘记。这得益于他的两部经典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尤其是《1984》，更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他的名字几乎每天都会被援引，他的预言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因此，关于他的一切，不但没有越来越模糊，相反，真正的奥威尔正在渐渐清晰中。奥威尔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高度，这种高度的存在，也使人们不能忽视他的诞辰日。 一 　　1950年，在奥威尔告别人世的时候，两位中国人巫宁坤和陈梦家正在谋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那时候，尽管奥威尔去世，但他刚出版不久的作品《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而两位要回到中国的人，就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 　　说到陈梦家，巫宁坤写道：“陈先生不过40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乔治·奥威尔已经 110 岁了，他去世也已经 60 多年了，可他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 　　说到自己，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而此时，巫宁坤不仅读过《1984》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但巫宁坤似乎并没有因此有所触动——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的判断明显比他高明。而在晚年写下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巫宁坤才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其实已经被写在《一九八四》中了。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和陈梦家的感觉，让已经去世的奥威尔不给人一点矫情的感觉。 　　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20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巫宁坤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那是1949年刚刚开篇的中国，犹如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开篇一样，极权主义还在向顶峰中行进，无所不在的控制框架还在构建中。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革”爆发后，如果有谁在中国提到奥威尔，他会在影射最高领袖和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的罪行中“永世不得翻身”。 　　倒是在欧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将《一九八四》作为观察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的参照物时，对这本小说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英文生字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真的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的，才再用心地看了一两遍。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革”如火如荼，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使我想起《一九八四》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道公社生产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起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了大洋邦的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因为有这样的对照，就会愈发觉得奥威尔残忍，就愈发觉得奥威尔有张“乌鸦嘴”。翻译家董乐山也有这样的看法：“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他才“立志把它译出来”。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奥威尔的作品并没有被列入其中。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