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胡家大媳妇人物形象分析.docVIP

《呼兰河传》胡家大媳妇人物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呼兰河传》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文中给予胡家大媳妇这一人物形象的笔墨较少，但这一人物形象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本文主要从中国文化、民族性等方面，来探讨这一女性形象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依附性生存，以及这种生存意识中产生的多重悲剧。 　　 关键词：胡家大媳妇 依附性生存 求生意识 “逃离” 　　 一.客体本位观，女性依附性生存 　　 中国人从恐惧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对客体的崇拜和依附，慢慢转移到对社会的依附中，并建立了一套封建伦理纲常，这些理论准则使得中国人骨子里就对外在的规则过于关心，而缺乏对独立个体的重视和思考，在男性话语主宰的社会里，女性的依附性更加突出。《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因此中国传统女性更加缺乏独立的生存空间，无法找到自己的生活话语权力，所以在女性的意识中，她们的社会存在就如“藤蔓植物”依附着各自的“大树”。 　　 《呼兰河传》中胡家大媳妇就是这样的“藤蔓植物”，她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个体却又是女性群像的缩影。在文中有着这样的一段：“这孙媳妇回了娘家，娘家的人一问她婆家怎样，她说都好都好，将来非发大财不可……虽然她的丈夫也打过她，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茅盾先生在为《呼兰河传》作序时曾说：“如果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靥似的生活时给人产以这样的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①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大媳妇就是愚昧麻木人群中的一员。萧红曾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②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地位是卑贱的，生命是低贱的，生理上的差异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决定着男女不同的地位，男性依附着社会，而女性却只能作为依附者的依附者，因而她们甘愿沦为男性的“奴隶”，而传统的封建家庭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自然她们也是家庭的依附品，自然在男权社会里，她们也沦为社会的依附者。“随着男权社会的确立，男女之间这些以身体构造和生理机能为基础的自然差别，在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乃至政治意识层面上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和强化。”③这是男性话语世界里的定义，而对女性接受者来说这是被动的，是作为权力压迫下的无奈和非公平的结果。胡家大媳妇却自愿把自己放在卑微的位置，把自己作为男性权威下的自我牺牲者，自甘成为依附品而生存。那句“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自甘依附男性，成为男人发泄的工具，自甘忍受意味着自甘卑微。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她把这种观念理所当然地转嫁到社会每一个女性身上。 　　 因为这种自我定位，胡大媳妇不仅是封建社会中众多不幸的受害者之一，而且也因麻木而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使得她成为毒害自己同类的刽子手。胡大媳妇聪明贤惠、勤劳识礼、孝敬公婆，可谓是传统文化调教出来的温顺女子，她遵守着一切妇道，她对长辈的尊重、孝敬和顺从，却使得她逐渐成为家庭、长辈们的依附者，所以在对待小团圆媳妇的过程中，她沦为胡家婆婆得力的帮凶。她亲手为团圆媳妇的药方切瘟猪肉，帮忙隐瞒小团圆媳妇的病情，她还见证了跳大神和洗澡等封建陋习的悲惨闹剧，她是传统愚昧文化同化的产物。尽管她可能是在怀着虔诚的“善心”下进行的，她只不过是小团圆媳妇悲剧的帮凶，她是依附封建家长和封建家庭的，是其协助者罢了。但是这种因自我麻木的悲剧再次转移带来的残酷无情，更让人对这种女性依附性生存产生极大的反思。 　　 二.强烈的求生意识，坚强的生命韧性 　　 仪平策在《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所说：“中国审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总体上就是偏于柔性化、女性化。”所以逢事不爱出头不反抗，听从天命顺其自然，这是偏喜植物性的“静”。这一对自我发展的关注，却让中国人有了一种强烈的生命生存欲望和坚强的生命韧性，人们在日常劳动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相关的俗语和成语，如“好死不如耐活着”“蝼蚁尚且偷生”、“苟延残喘、忍辱偷生”等词语，这些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生存道理。 　　 在胡家媳妇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因求生愿望所表现出来的坚强韧性。她孝敬公婆，遵循礼法，对丈夫顺从，在家庭中她必须考虑得更全面，忍受更多才能做到这样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落下别人的闲言闲语。“大孙子媳妇通红的脸，又能干，又温顺。人长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正适合配到他们这样的人家……可是做起事来并不弱于人，比起男人来，也差不了许多……放下外边的事不说，再说屋里的，也样样拿得起，剪、裁、缝、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