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叙事视角研究.docVIP

《红高粱》叙事视角研究 　　 内容摘要：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以其奇特的叙事手法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自1986年发表以来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就一直未曾停息，本文将以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和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为理论指导，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分析莫言小说《红高粱》，并且分析特殊的叙事视角背后蕴藏的作者的叙事意图。小说《红高粱》主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采用不断转换的视角以及频繁而富有跳跃性的时间切换来表达主题意蕴，有别于传统小说。 　　 关键词：《红高粱》 叙事视角 叙事意图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随之，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莫言热”，莫言于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红高粱》也曾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回忆;2014年著名导师郑晓龙又将其改编为60集的电视连续剧，在四大播出平台均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红高粱》到底有何魅力这样一直吸引着公众的眼球呢？本文将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分析莫言小说《红高粱》，并且分析特殊的叙事视角背后蕴藏的作者的叙事意图。 　　 “叙事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在电影叙事或者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1]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区分了三种聚焦模式：“零聚焦”或“无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零聚焦”叙事的特点是叙述者是全知全能，读者是通过叙述者设定的视角进入特定的叙事世界的，通过叙事视角了解作品主题意义，体验不同的视角带来的审美效果。叙事视角是进入叙事虚构作品的桥梁，“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试图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接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看者和被看者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这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2]由此可见，在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中采用何种叙事视角对于意义的表达和产生的审美效果息息相关。 　　 《红高粱》叙事模式非常奇特，主要标志就是小说中一系列的叙事人称：“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我”。小说《红高粱》中是“我”是第一人称，置身于虚构的世界之外，“我”是叙述者，叙述者甚至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交代了“我”作为叙述者的声音：“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父亲”、“罗汉大爷”“爷爷”、“奶奶”则是“感知者”，是一种“人物视角”，处于故事之内，“所谓‘人物视角’，就是叙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识来感知事件。也就是说，虽然‘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但‘感知者’则是观察事件的人物。”[3] 　　 纵观全文，可以理出一条主要的叙事脉络：1、用父亲的视角直接进入战争准备阶段。我父亲跟着余占鳌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父亲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对战争的体验尤为真切，用父亲的体验视角来描述事物，更加真实可感;2、用“我”的视角写出“我”是为了给家族树碑立传才来讲这个故事的，交代了写作目的，交代了“我”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同时对第一部分紧张的战争埋伏进行了缓冲，使读者从紧张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距离;3、用“我”的视角写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抓走，在日本人的部队中用刀铲骡子腿，此时的“我”是一个外视角，而且是一种选择性的全知视角，通过固定观察罗汉大爷的状况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因为通过“我父亲”的视角并不能知道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抓走之后的情景，更无法得知罗汉大爷用刀铲骡子腿这样的细节，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4、用“我父亲”的视角回到战争现场，并用倒叙的手法交代了前天晚上余占鳌和冷支队长达成抗战共识然后又回到战争现场然后又用倒叙的手法，用“我父亲”的视角描述罗汉大爷被剥，“我父亲”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通过“我父亲”的视角，叙事者极其细致的描述罗汉被剥的细节，使读者产生极大的不适，这是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读者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因此可以更加自然地感受到人物复杂、细致的体验。罗汉大爷被剥的描叙越细致，越残忍，就说明“我父亲”看得越仔细，对我父亲的心灵冲击就越大;5、用“我奶奶”的视角倒叙“我奶奶”和“我爷爷”初遇的故事：奶奶出嫁，爷爷是轿夫，奶奶的一双小脚吸引了爷爷，路上遇劫，爷爷出手相救。视角再次发生转换，用“我奶奶”的视角讲奶奶自己的故事，无疑是最真实可信的，这种倒叙又再次消解了前文中罗汉大爷被残忍伤害给读者带来的强烈的心理冲击，叙述者似乎不愿意读者过于沉溺于某种场景。不断转换的叙述人称和时序拉开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6、用“我”的视角述余大牙被枪毙。再次回到全知视角，因为”我父亲”的视角已经不能满足此时的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