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化归一是平淡.docVIP

万化归一是平淡 　　摘 要：苏轼一生性格坚韧，诗文多种多样，而且艺术水平极高，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本文以苏轼的性格为支点，以苏轼入黄州作为其人生的分水岭，略论其诗歌创作思想以及理论的实践。 　　关键词：苏轼 诗歌 文艺 　　一、气岸遥凌豪士前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苏轼在诗歌领域，或许并非无人可及，但就文化史来论，苏轼堪称第一人，他才学广博，是中国文化史中一座高峰。 　　当然，天赋足备的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有个好的家庭，父亲苏洵，虽然少不知学，但苏轼出生后以为必须以身作则，于是学成文章大手笔。母亲是“宁为范滂之母”的巾帼，其气质自然巾帼不让须眉。《颖滨遗老传》称其：“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丰裕家庭或许不是很必要的条件，但确实是成就巨人的有利因素，苏轼没有辜负这一家境。 　　苏轼少年所学，不在诗词，只在文章，因而苏轼诗论离不开文论，古人既称“诗文”，其创作方式其实有一体化倾向，他自己也说“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答李端叔书》）。他的第一批诗应该收在《南行集》里。北宋考试不考作诗，而考策论，应了这个文化背景，苏轼文采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身处文化世家，父亲的见识又不差，充分发挥了其天赋。苏轼少年时仰慕“韩，范，欧，富”这些有志气节操前辈的为人。《上梅直讲书》中自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 当然这与母亲的启蒙有莫大关系。另外，父亲苏洵从小教导其学文章，自然有耳提面命的教诲。总之童蒙时代培养出来的气质，是苏轼一生无法摆脱的创作思维。苏轼有志节，且有志于天下。 　　这种博观应试培养让苏轼的文艺理论形成一个整体，即：一种理论，可用于诗文，同时适用艺术，如：书画。反之亦然。同时也种下此后一生作诗文为艺术的大的原则：“自然而发”。《南行前集叙》中提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阐述了不得已而发，缘情言志的正确诗文写作方式，就如另一篇《诗论》中所言：“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第、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又说“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坚决反对为文而文。初入文坛，就有这种造诣，怎么能不成为一代文宗呢？这是欧阳修也认可的，是不易之论。 　　苏轼的思想，简言之“杂且不俗”，性格更是坚韧不拔。 　　从小接受儒家治世思想，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崇尚志节，而且在实践中很能够身体力行，自登科后，每次出外任地方官，都政绩出色。如在惠州时整顿西湖。知密州时收拾蝗灾，知徐州时防水同渠等。贬黄州时改变当地“溺死婴儿”的恶习。贬海南时，兴教育，指导出第一个海南进士。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不但谋当时的政，而且力求为人民发展千秋事业，现在西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苏轼的治理，西湖绝不会有现在的魅力。 　　苏轼年轻时读《庄子》，自言“感觉以前读过”。说明其人对庄周以及道家思想的认可。这对他从政后起起落落、坎坎坷坷的人生用处极大。 　　宋初儒释道三家合流，苏轼都有截取，豁达的胸襟让他有了无所不包的思想，苏轼思想很大程度上秉持“实用主义”，什么时候该秉持什么思想，他似乎很能任意启用。苏轼政治生涯也曾有过辉煌，但他一生如意的时候很多么？基本没有，作为旧党领袖，他反对王安石新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要立即废除新法，他同样反对。司马光死后如何，同样被排挤。后新党又得势，他被贬到更远的海南，而且还是昔日好友的“杰作”（按：当年章??与苏轼关系不差，但党派不在一列，司马光在朝时，章??被贬，后心怀记恨，对苏轼一贬再贬），如王朝云言：“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但无论如何，心怀天下的苏轼似乎只在行“道”，道，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广泛地汲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轼，隐约还有一股倔强在内中生长，没有这份倔强，为人为文都不够灵动。在《答张嘉父书》中，苏轼认为有创新的文，都应给予肯定，“凡人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尝悔其少矣，然着成一家之言，则不容有所悔”。就是这份倔强，支撑着他诗文的创新，坚决不苟同前人，支撑着他的政治良心，坚决为百姓着想。 　　二、一入黄州分岁月 　　苏轼一生创作的分水岭应该在黄州一役，生死大难――“乌台诗案”。这事祸福参半，也是文人一生该经历的起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