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女孩的孤独生涯与内心焦虑.docVIP

丛林女孩的孤独生涯与内心焦虑 　　摘 要：堪称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的《我的光辉生涯》，是澳洲文坛上著名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作品，小说女主人公西比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旨在从生涯与现实的碰撞、内心焦虑与孤独方面解读女主人公追求梦想的艰难，以及其独特性格的成因。 　　关键词：西比拉 生涯 焦虑 孤独 　　一、引言 　　曾被亨利?劳森誉为一部最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澳大利亚国家全貌的著作――澳洲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讲述了一位丛林女孩的成长经历――一个不谙世故的丛林少女西比拉从小就有着追求艺术的梦想，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合理要求和束缚，使得她自己的生涯无从发展，内心的焦虑感在归属感缺失和自卑与敌视的作用下产生。本文拟采用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凯伦?霍妮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来探索《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对从事艺术生涯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并对她孤僻的性格进行剖析。 　　二、生涯与现实的碰撞 　　20世纪初由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创立的“无意识性本能学说”一直占据着整个精神分析学的主导位置，他强调人格的形成依赖于“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活动。精神分析社会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凯伦?霍妮的理论与其有所不同，她认为人格结构是由“真我”（真正的我）、“实我”（实际的我）、“理想我”（理想化的我）三部分组成的，真我是指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潜能中的一部分，是活生生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中心;实我是由真我受环境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具有现实性;理想我是个人为了逃避内心冲突而产生的有关自己的完人意向。[2]（P29） 　　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社会，妇女们的“实我”就是对女性独立自主与自由的本能追求，“理想我”是争取到与男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然而，在父权制的统治下，妇女们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严重分离，一方面男性的权威压制着女性的发展，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对“实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女性同胞的懦弱与屈从，也使得她们教育下一代女性时也烙下了父权制的印记，这两方面也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澳大利亚妇女健全人格的形成。 　　“生涯”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生活。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中的“生涯”意义非凡，它是指女主人公西比拉所追求的“理想我”――从事艺术活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涯，也是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澳洲妇女应该摆脱束缚，去追求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涯。就西比拉来说，她爱好广泛，怀揣写作的梦想，“打算撰写一部无论就长度还是细节而言，都堪称巨著的小说”[1]（P36），但是西比拉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由男人主宰的世界，纵然她省吃俭用买纸张，白天辛苦干活，晚上利用休息时间熬夜写作，而且还要节省下外婆寄来的回信邮票用于邮寄书稿，然而西比拉得到出版社的答复是“一张措辞客气的便条……明显缺乏经验，因而书稿难以出版”[1]（P36）。辛苦写出的书稿就此石沉大海。她意识到当时的文学世界也是属于男人的，女作家想出人头地是多么困难。在“一首旱灾之歌”里，西比拉描写了一次扶牛的劳动，“疲倦啊疲倦”这样的字眼出现了五次，不禁对自己的未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涯，我的光辉生涯！我十五岁――十五！……我会像我周围的人一样年老。”[1]（P25）从中可以看出西比拉对未来生涯的无奈和对现实的愤恨，厌倦这样的生活，却无法摆脱。 　　西比拉的生涯还遭到了外祖母的打击，在卡特加寄居的日子里，外祖母的养子格雷发觉西比拉身上具有艺术天赋，并极力举荐她到悉尼学艺，准备将她培养成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外祖母对此不满而大叫：“生涯！如今的姑娘都想着这个，而不想去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照料家庭，做上帝希望她们做的事情。”西比拉想要实现自我的愿望，既不被当时社会的观念所接受，又遭到了上一辈女性对同类进行父权思想的灌输，给西比拉的内心留下了阴影，也为她的反叛个性埋下了伏笔。 　　不妨再看看小说中澳大利亚妇女的生涯究竟在哪里，透过西比拉的视角，她做家教时的女主人――姆斯瓦特太太，对丈夫忠诚，为人宽厚，并且她“年复一年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人类最无情，最痛苦的责任――生孩子！”。波伏娃曾指出，生育是女性受奴役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当时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男人负责开辟和探险未知的丛林，女人则要顺从男人的意愿，从名字上的从属到承担家务，在男人们的眼中，妇女们就没有生涯可谈，要是有，家庭的琐事就是她们的生涯。再看西比拉所生活的环境，从勃拉格勃朗里的宾客都是“各个阶层的男人”，“难得看到一张女性的面孔”[1]（P8），到波索姆谷中唯有男性户主们才能去新来者家查访，当仆人简拎着两个笨重的水罐从布莱克先生面前走过时，他表现得无动于衷，因为在男人们的头脑里从未有过帮忙做家务的想法。再看外祖母家卡特加地区，“这样一个男人出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