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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情境教育研究 　　[摘 要]情境教育是欧美教育界十分流行的一种教育模式与教育理论。对于中国法制史这一在法学专业中处于边缘且被学生日渐冷落的课程，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将情境教育的模式及相关理论加以引入，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作用，注重情境中学生微法史场域的自我展现，让学习者积极快乐地参与进来，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最终掌握中国法制史的相关教学内容。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 中国法制史 情境教育 教师 学生 　　[中图分类号] D929;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7-0173-02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新世纪以来，该课程在教学改革与课程编撰上都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相对于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其他法学“显学”课程来看，中国法制史课程由于其内容的长时段、理论性，课程时间设置的有限性与客观学习效果的非现实性;教学方法上的长期因循守旧与自媒体时代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的跨学科视阈应用;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均衡与法史学习的高要求等原因，使得中国法制史虽然被教育部规定为全国法学本科教学的14门必修核心课程之一，但连一些“一般法学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立法者等，往往认为要研究适用或修订现行法律，只要参酌西方法律制度已足，中国传统法制已无参照或学习之价值”。[1]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无怪乎很多学界同仁都发出了中国法制史课程已“严重滞后”[2]，危机重重，已不得不进行全面改革的呼声。 　　一、情感激发与场景再现：情境教育模式的引入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3]同时，“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4] 　　显而易见，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在实现法学教学目标，完善教学效果，将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如何做才能破解现在的困境，将学生带入法史学习的快乐情境中，即“能使该门课程在教学过程既不陷于枯燥又不流于肤浅，因而能较全面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从 ‘要我学习’转变为‘我要学习’”？[5]在此方面，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着从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材编撰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改革与初步努力，并已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改良成果。情境教育的引入，实是必须且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之一。 　　情境教育作为概念是由布朗（Brown）?科林斯（Collins）与杜吉德（Duguid）等人在其《情境认知与学习文化》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知识只有在它们产生及应用的情境中才能产生意义，知识绝不能从它本身所处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学习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情境中进行”。此后，莱夫（Lave）和温格（Wenger）对情境教育的理论进一步有所发挥，他们在《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一书中，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的重要性。其后，温格在《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和身份》一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情境学习理论的四要素：实践、意义、共同体和自我认同。他认为“情境学习是归属中的学习，形成中的学习，经验中的学习和实践中的学习”。此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亦提出：“教育中的情境就是有意识地选择环境，这种选择所依据的材料和方法都能使情境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来促进生长。” 　　总之，情境教育的理论要求教育者以一定的形式将学习者引入一定的现实情境中，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情境亦是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从情境中所掌握的知识也更具有现实效力。就中国法制史的情境教育来说，这就需要我们利用现在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选择性地创设历史情境，让学习者积极快乐地参与进来，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最终掌握中国法制史的相关教学内容。 　　二、“情”、“境”结合：教师主导下自媒体时代微法史场域的自我展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电脑、手机等新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中国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自媒体时代。 　　“自媒体”（We Media）的定义由美国的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两位学者提出，认为：“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新闻的途径。”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喻国明将这种特征概括为“全民DIY，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