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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不能再走回头路 　　近年来，语文这门学科饱受诟病。如果说上世纪末那场力度空前的批判主要来自圈外人士，那么，自课改以来，持续不断的非议之声则从语文界内部产生。最近几年，不仅有人对语文课改理念提出质疑，更有人在批判的同时，打出了名称响亮的“旗号”，广聚同道，制造影响。继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倡导“真语文”之后，今年年初，又有人以强大的声势推出了“正道语文”。拙文将从一篇与“正道语文”密切相关的文章谈起。 　　全国中语学会会刊《语文教学通讯?B刊》2015年第1期推出了一组以“语文教学要走正道”为话题的文章，居首的是由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和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华平联名撰写的《语文教学要走正道》（以下简称《正道》）。读罢此文，笔者对其中的某些观点实在不敢苟同，现不揣浅陋，想就此谈谈一孔之见。 　　一、如何判定“偏离正道” 　　钱、李二位在《正道》中指出，由于受到各种干扰，语文教学“偏离正道愈来愈远，丧失了它朴素平实的本来面貌，变成了‘四不像’的‘怪胎’”。文章从多方面对语文教学“偏离正道愈来愈远”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批判，并提出“回归正道”的主张。但笔者以为，钱、李二位对语文教学所作出的判断失之偏颇，其观点也值得商榷。 　　《正道》首先对“不可捉摸的‘语文素养’”进行了抨击。作者认为，“语文素养”本应是大体清楚的，“但经有的学者一阐释，反倒变得模糊不清了”。文章引用了下面的一段言论：“所谓语文素养其实就是人的一种生活质量。语文素养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它在语文生活理论的观照下，被升华为一种表达人的语文生活境况的文化范畴。它的核心，是对语文的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这种对语文生活意义的‘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关于语文的生活意义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素养，就是语文生活的素养，其核心，就是人的语文生活方式。它标志着人的语文生活的质量。”笔者以为，这种故作高深的理论确实让人“不可捉摸”，但它真的成了课改的指导思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谁也不会把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奉为圭臬。作者显然抬高了它的地位，也夸大了它的影响。 　　让我们看看具有指导性的语文课程标准是怎样阐释“语文素养”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这样的阐释或许不十分严谨，但所涵盖的内容和“语文”的关系都很密切，怎么能说“不可捉摸”呢？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在就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所作的说明中则对“语文素养”阐述得更加具体了―― 　　无论是必修课程目标，还是选修课程目标，都注意从基础教育课程的特点出发，提出对高中学生语文素养的基本要求，如： 　　“加强语文积累，在积累的过程中，注重梳理”。 　　“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 　　“能在生活和其他学习领域中，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通过对语文知识、能力、学习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要素的融汇整合，切实提高语文素养”（见《语文建设》2003年第10期《关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研制工作的说明》）。 　　笔者实在看不出这些基本要求有什么大问题，按照这样的要求实施教学，怎么也不可能把语文教学引向歧途。 　　至于《正道》一文所提到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制订的提高语文素养的17项基本要求”，确如作者所说，是把“语文素养”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但这个“基本要求”却来历不明，既未见于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亦未见于正规出版物和刊物。经查，原本出自某位身份不明的“专家”打着“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的招牌，进行“学术讲座”时制作的PPT。虽然它对传播范围内的语文教学会产生一定的干扰，但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钱、李二位作者以上述曲解新课标的个例为依据对“语文素养”进行抨击是缺乏说服力的。 　　《正道》接着把矛头指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认为新课标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一提法“值得怀疑”。其理由是：“‘工具性’和‘人文性’似乎总是两个可以分别呈现的东西。这种两性对举、二元分立的思维模式，反映到教学实践上，就出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互相抗衡、此消彼长的现象――语文教学中总是反复?缦帧?不是此性压倒彼性，便是彼性压倒此性’的轮回，恐怕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