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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倒影]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2010-08-10 14:55:47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令人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惟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私有化的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了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地，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俩；一块水泥板，压着8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地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惟一的画面，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一个是3个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