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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刑法思想研究 　　摘 要：H?L?A?哈特是二十世纪声名卓越的法哲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哈特刑法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语言哲学作为研究范式引入刑法领域，使刑法学研究别具一格；在关于刑法本质、犯罪行为、主观意识等方面，哈特都有精彩独创的分析。哈特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哈特；刑法；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分析 　　自《法律的概念》的中译本问世以来，作为新分析法学的领军人物，哈特的法哲学思想得到了国内学界普遍、持续的关注。然而，哈特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刑法学家，他的刑法思想与其法哲学思想一样均是深邃和独特的。1953年哈特与A?M?奥诺雷合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此书主要阐述了刑法中犯罪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提出的“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具有权威的影响力。而于1968年出版的《惩罚与责任》则是哈特关于刑法理论的论文集。在这本书里，哈特对刑法中的诸多问题的分析都运用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思路，[1]毋庸置疑，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在刑法领域另辟蹊径开创了刑法研究的新视域。 　　一、“内在观点”与刑法强制性 　　“强制性”一直作为法律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规范的本质区别，这种观点始终在西方法哲学的本体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法律强制论也反映在对刑法的本质分析之中。因为，刑法是我们不是服从就是违犯的法律，其规则所要求的被称为“责任”。如果我们不服从，即被说成是“违反”了法律；我们所做得在法律上就是“错误的”，是“规避”责任，或是“犯罪”。刑法所执行的社会功能就是设定和限定某些种类的行为，以作为他所适用的人们不作为或作为之事，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依法对违反或触犯刑法的行为施加的惩罚或制裁，是提供强制的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所以，刑法及其制裁与传统的法律命令模式中以威胁为后盾的普遍命令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 　　对于刑法的传统强制观念，哈特提出了其独到的观点：“刑法的独特方法使用规则把某种行为指定为指引作为整体社会成员或社会中的某些阶层的标准，即它们被期待在没有官员的帮助或干预的情况下，去理解这些规则，了解这些规则适用于他们，并去遵守这些规则。只有当法律被违反，并且法律的这个主要作用失效时，有关官员才去确认违反法律的事实和施加威胁性制裁。”[1]哈特认为刑法的对社会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听任社会成员自己去发现规则，并使他们的行为与规则相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己将规则“适用于”自己，尽管系于该规则的制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遵守规则的动因。很明显，哈特把传统的刑法强制性观念给弱化了，而是认为刑法乃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之一，而人们对它的遵守则来源于对它的认可与接受。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哈特引入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即“内在观点”，这一理论在于强调将规则视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标准。如果仅仅强调刑法是依仗强制力来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那么显然忽视了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所采取的积极合作的态度，而正是这一部分人的积极合作才使刑法展现了其存在的意义。 　　二、犯罪行为的“控制力说” 　　在刑法理论中，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刑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这种意志行为说对英国刑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英国著名法学家约翰?奥斯丁，他认为：承担刑事责任，除了要求有犯意――对有关事项的认识与对结果的预见以外，还有另一重要的条件即被告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必须是自愿的而不能是不自愿的。在刑事责任中，这一条件比犯意更为重要，因为在“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情况下，犯意也许可以缺少但这一条件则不可或缺。 　　首先，哈特借鉴J?L?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分析批判了奥斯丁的理论并对刑法中的“行为”做出了新的思考。在哈特看来，奥斯丁的“意志行为说”的缺陷之一就是把不作为毫无理由的限定在“自愿”与“不自愿”的标准勘定中。[2]故意的不作为当然应该成为刑法惩罚的对象，但刑法同时也应惩罚出于疏忽的不作为，而奥斯丁的理论显然没有把后者包含在内。 　　其次，奥斯丁把不自愿界定为没有先存的有关意志或企图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哈特认为，虽然这种对不自愿的界定的确可以解释一些具体情况，但是奥斯丁的理论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一件事件是不自愿而没有提供任何标准说什么时候不作为是不自愿的。这就是奥斯丁“意志行为论”的缺陷之二。对于不作为，哈特清晰地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人不自愿的没有能力去做某事，即控制力脱离行为之外。例如，甲在正驾驶的车中由于突然昏迷而未能按照交通信号暂停，我们便不能用没有相应的期望而发生的肌肉运动或收缩而让甲承担刑事责任；二是人有能力做某事但却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疏忽而陷入不作为，即主动的不作为。如，乙骑车遇红灯时应停车但乙故意闯灯未停。在追究刑事责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