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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从字顺是基本要求 只有人类才有语文问题，说语文问题是人类头等重要的问题，也并不为过。大至国际争端，小至妇姑勃?，都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较量。换句话说，人类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都与语文密切相关。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里讲了一件趣事。说从前有一富翁，左邻是铜匠，右舍是铁匠，整天敲敲打打。富翁当然很心烦，于是备了一桌酒席，请两位搬家。铜铁二匠，酒足饭饱之余，对富翁的要求满口答应。两家都搬了，但敲打之声如故。原来，左边的搬到了右边，右边的搬到了左边。两位高邻在语文上钻了一个空子。如果打官司，这样钻空子，还真能赢。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与那些产生了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社论相比，这篇社论可能动静不大，但我以为，却是值得纪念的。这篇社论一开始就强调：“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列举了古今“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后，社论指出：“目前的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状况”。 一些语文病象，在今天并没有减少。随意翻阅今天的报纸、杂志、书籍，用词不当和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经常能碰到。电视上，网络上，这种现象也同样严重。 报纸、杂志、书籍，是有编辑把关的。如果编辑语文水平较高，就能把作者的语文错误改正。遗憾的是，今天的编辑从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语文水平大有问题，他们非但不能替作者改正语文错误，倒是可能替作者制造错误。这里说一件我自己遇到的事。2006年，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辞世，应一杂志之约，我写了《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一文。文章中，说到潘先生书桌的玻璃板下曾压着“制怒”二字。因为潘先生是福建人，所以我说：“这是在仿效他颇为钦佩的乡前辈林则徐。”文章发表后，先后被两家出版社收入散文随笔选本。然而，居然两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不懂“乡前辈”的意思。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变成“老乡前辈”；另一家的编辑，在前面加了一个“家”字，变成“家乡前辈”。文章收入选本，我当然高兴。但替我写出“老乡前辈”、“家乡前辈”这样没文化的话，我又有一种嘴里被强塞进两只苍蝇的感觉。 出现这种错误，不仅是编辑语文水平的问题，也是“语文感觉”和“语文态度”的问题。一个人掌握的语汇和表达方式，不可能都是在课堂上获得的。从课堂上获得的语文知识，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知识，要靠自己通过阅读等方式获得。一个语文感觉较好的人，看到“乡前辈”这种说法，立即就能懂得它的意思。当然，不妨再查证一下。语文感觉不好，语文态度好也行。看到“乡前辈”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懂，但并不立即判断是作者少写了一个字，而是去查一查，一查，就懂了，这就是语文态度好。一个人有怎样的语文态度，是很重要的事情。语文态度好，水平一定会时时有提高，语文感觉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语文态度不好的人，语文水平就难以提高，语文感觉便会渐渐生疏、退化。 媒体上的语文错误，也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伏法”这个词，在报纸、电视、网络上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很少被用对。“伏法”，就是被依法执行死刑，所谓明正典刑，却被媒体普遍误解为“被绳之以法”。所以，不难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三位惯偷今日伏法”。如果你以为是这三人都被剥夺了生命，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不过被判了半年一年徒刑而已。“三位惯偷今日伏法”，不仅是“伏法”用错了，“位”这个量词也用错了。“位”作为量词用于人时，是包含着尊敬之意的；“各位”、“诸位”、“哪位”，都表示了对被指称者的敬意，可以说是一种敬语。敬语而用之于罪犯，当然不妥。但“两位嫌疑人”、“三位劫匪”、“四位歹徒”这类的说法，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还有“老人”这个词，也常被用错。用“老人”来指称上了年纪的人时，也通常带有敬意。在生理的意义上，当然达到一定年纪者都是老人，但在伦理的意义上，却并非所有达到一定年纪的人，都宜于称为“老人”。所以，“七旬老人多次强奸幼女”这样的说法，是很滑稽的，但类似的说法，却经常在媒体上出现。 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要经常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坦率地说，当代作家总体的语文素养，是不能高估的。用词不当、文理不通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顶尖级的作家，也会犯很低级的语文错误；即便是那种被称作“杰作”、“经典”的作品，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语文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当代文坛上，还流行一种很不好的观念，即视从语文角度挑剔作品为“酷评”。在我看来，从语文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是一种最初级的文学批评，是任何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都应该胜任的工作。然而，却有不少人认为，指出一个作家用词不当，指责一部作品文理不通，是最苛刻的批评，苛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