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抗奇冤 纵身勇跳崖.docVIP

愤怒抗奇冤 纵身勇跳崖 　　他是皖南事变著名六英烈之一，虽身患重病，但坚决不愿提前撤离；他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又不愿连累警卫战士；他在危急时刻从担架上爬起，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他，就是新四军宣教部的部长朱镜我！ 　　留日归来，朱镜我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手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1901年出生在浙江鄞县金峨朱家峰村，父亲朱珠山是个教书先生。朱德安在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聪敏勤奋且耿直倔强，读书时深受老师和长辈的喜爱和器重。10岁左右时，父母双亲、19岁的大哥、7岁的小弟及已经出嫁的姐姐相继去世，他和二哥朱德和一同被寄养在奉化吴江泾外祖母家。 　　朱德安的少年时代，恰逢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眼见国家动荡，民生凋敝，他一直苦闷求索。19岁那年，他考取了留日公费生，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从心底萌生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愿。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几千中国留学生举行勿忘国耻游行，遭到了日本军警的镇压。朱德安目睹日军暴行，心中大为悲愤，早日学成归国，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状况的愿望愈加强烈。有一天，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列宁死了”的消息，朱德安看后悲恸不已，后来得知这条新闻纯属造谣，他兴奋得跳了起来，随即买了啤酒，与朋友一同庆贺。1921年，朱德安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次年11月，八高教授坂本公然在课堂上声称中国国民冥顽不化，断言中国极难强盛。朱德安义愤难当，几乎酿成冲突。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们所受的侮辱，不止这些。在国外的人，大概人人都饱尝了不当的侮辱吧。”“我的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非同日本一战不可。预备着死在沙场上，当然是我们的权利。”为此，朱德安抛弃了理、工、商、医等专业，毅然选择了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在读书期间，他勤奋好学，逐渐精通了日、英、德、法、俄等五国文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元老成仿吾为发展革命文学事业，到日本鼓励留日的爱国青年回国。朱德安毅然决定，在时代的洗礼中完成读书报国的宏愿，遂以家乡的金峨山为谐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朱镜我，与冯乃超、彭康等人于当年10月回国，随即加入创造社。朱镜我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中大力鼓吹“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当年1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刊载了朱镜我撰写的《科学的社会观》。中共中央领导人、著名文学家瞿秋白对此文赞赏有加，并约见朱镜我谈话。后经过郭沫若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也会见了朱镜我等人，还向他们了解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情况。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异常严厉，创造社便采取了“你攻我守，你守我攻”的战术：当一个进步书刊被查封后，他们就换个刊名，继续将进步思想传播出去。这一时期，朱镜我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同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学。由他翻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纠正了当时其他译本的一些讹误，是中国出版的恩格斯这本名著的最早单行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作为“创造社”成员，凭借着丰富的学识与优秀的文笔，朱镜我常撰文驳斥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月派”文人，这一行动得到了鲁迅的助阵。与此同时，鲁迅对朱镜我和创造社成员在文学运动中表现出的“左”倾幼稚病也提出了批评。在鲁迅的指导下，朱镜我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表现愈发成熟起来。 　　1928年5月，组织批准朱镜我与彭康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他们在一家僻静的饭馆内聚餐悄悄庆祝。两年后，朱镜我成为成立“左联”的发起人之一，随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并担任社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朱镜我此时撰写了大量文章，为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秋冬，朱镜我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夏秋，陈赓在上海秘密医治腿伤，朱镜我便请他介绍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中的情况。在受到红军战士英勇事迹的感染之后，朱镜我将这些材料整理好并油印，让冯雪峰转送鲁迅，希望鲁迅写成作品。鲁迅看后非常兴奋，并让冯雪峰约朱镜我和陈赓在家中吃饭、叙谈。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写成，但鲁迅对朱镜我的这份油印材料异常珍惜，在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之下，还郑重地将材料藏好。 　　在国民党监狱中，朱镜我三次严词拒绝“自首” 　　1934年初夏，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朱镜我闻讯后，果断并迅速地安排好工作，以防不测。他每天早出晚归，不停地和人接头，深夜时分，他一边抽烟，一边写文章，并编辑《捷报》。同年10月，继任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被捕叛变。接二连三的变故令朱镜我处事异常谨慎，在这一段如履薄冰的日子里，朱镜我时常沉思寡言，在他的屋子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 　　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上海中央局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