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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管理渔业资源 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调整和加强，在基本立法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并在渔船削减和禁渔措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法制不完善、现有制度未能全面执行的问题：①《渔业法》配套行政立法滞后；②部分已经实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尚未有立法予以规范；③现有的渔具限制、幼鱼保护等措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④捕捞产出控制和渔业资源分配制度缺失，仍主要依靠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⑤捕捞准入制度、捕捞统计管理制度等重要的基本制度缺乏。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制建设，既需要加强现有制度的实施性立法，也要注重基础管理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执行。建议：①严格执行现有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特别是渔具数量、规格限制管理和幼鱼保护技术措施，并加强《渔业法》配套立法，提高《渔业法》的可执行性；②加强基础制度建设，特别是捕捞统计数据监督与核实制度、适合我国国情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 长期以来，以消耗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受资源与环境的制约，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立足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被确定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国策。 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渔业发展的主题。我国是渔业生产大国，水产品年总产量自1990年以来持续居世界首位，2007年达到4747.5×104t。然而，我国渔业发展与渔业资源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加强了捕捞渔船数量和主机功率控制，并相继实施了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负增长”政策以及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措施，捕捞统计产量自1999年开始略有下降并保持基本稳定，但渔业资源的有限性和过大的捕捞能力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加上水域环境恶化的影响，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严重衰退的资源种类未能得到恢复，如大黄鱼、绿鳍马面鲀等。部分主要渔获物种类低龄化、小型化严重。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明确了我国渔业资源养护的目标：到2010年，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过大的捕捞能力得到压减；到2020年，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得到基本遏制，捕捞能力和捕捞产量与渔业资源可承受能力大体相适应。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管理制度，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现状如何，是否符合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实际需求？值得认真研究。 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容主要是捕捞许可制度以及禁渔区、禁渔期等技术管理措施，而同一时期世界渔业发达国家的渔业资源管理已发展到以总可捕量制度、配额制度等产出控制为主，产出控制、投入控制、技术管理措施综合运用的阶段。我国《渔业法》于2000年修改后明确规定了捕捞限额制度，至此在立法层面上才形成较为全面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制度体系。因此，从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明显落后于国际渔业管理的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在渔船削减和禁渔措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渔船盲目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遏制，渔业资源衰退有所缓解。但立法不完善和执行不全面，致使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立法和制度执行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实际上我国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至今缺乏捕捞产出控制，仍主要依靠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而在在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方面，渔具限制性管理和幼鱼保护措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捕捞准入制度的缺失导致捕捞许可实质上是开放式的许可，捕捞投入控制的效果受到影响；捕捞统计基本管理制度的缺失，使统计数据无法有效支撑管理决策和执法监督。因此，下一阶段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制建设，既需要加强现有制度的实施性立法，也要注重基础管理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严格执行。 在现有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下，我国缺乏有效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渔业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在资源利用权共享状态下，渔获物的私有性和资源利用权的共享性必然产生捕捞盲目竞争，最终导致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受能力。渔业资源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将共享性的捕捞权进行私权化分配，其作为一种消除捕捞竞争的有效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地引入渔业管理，包括捕捞投入配额（渔船、渔具、作业时间配额等）、渔获量配额，以及渔场专属性分配等。我国目前实行的捕捞渔船数量与主机功率指标控制制度，是一种对渔船投入要素的分配，但由于缺乏捕捞准入制度和渔具数量、规格限制，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捕捞投入配额制度；渔获物配额制度则由于捕捞限额制度未能实施而缺乏；在渔场分配方面，我国实行了作业渔区核定制度，并限制跨海区界限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域界限作业，但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