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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传播模式研究 　　摘要：应急广播的传播模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广播类别的特性，体现在议程设置上的以人为本；传播者努力达成与受传者的高度视域融合以实现应急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因为对应急信息的特别关注和特殊需要，受众形成对应急广播信息的N次传播及与应急广播的主动反馈模式。 　　关键词：应急广播 人本逻辑 议程设置 视域融合 受众N次传播与主动反馈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应急广播以传播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为己任，因其传播对象——突发公共事件的特殊性，应急广播具有了与其他广播类别不同的传播特点。 　　从传播内容上看，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突发公共事件最大的特点在于突然发生，出乎人们意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会给涉及事件的公众造成生活、生产方面的不利影响，甚至危及公众的生命。 　　从传播效果上看，应急广播通过对某一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不论对该事件涉及人还是对旁观者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影响其心理与行为，并由此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乃至社会生活施加影响。 　　以下从传播内容特点和传播效果实现的维度具体探讨应急广播的传播模式。 　　一、人本逻辑的议程设置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研究发现，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① 　　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体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因此美国学者托马斯·伯克兰说：“议程设置就是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得到或失去公众和政府注意的过程。”② 　　丹斯（Downs）1972年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议题注意周期模式。他认为环境问题的演进会经历5个阶段，第一，前问题阶段：问题已存在，但未受到大众注意；第二，发现和预警阶段：议题忽然被赋予高度关注，从原来不被视为问题转变为问题；第三，成本反思阶段，公众开始认识到问题相当复杂且不易解决；第四，公众注意力下降阶段：大众对此问题失去注意力，已将焦点转向另一新议题；第五，后问题阶段：议题逐渐退出公众视线。③也有学者将议题的周期性变化总结为三个阶段：上升期（upswing）、维持期（maintenance）、下降期（downside）。④ 　　任何一个突发公共事件从酝酿爆发到最终解决都是分阶段的，一般要经历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恢复期。应急广播顺应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规律，并在不同阶段通过议程设置聚焦社会关注。因而，应急广播具有进程式议程设置的显著特点。 　　应急广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不是单独的、孤立的，而是过程式的、进展式的。而且，突发公共事件涉及人是应急广播的最主要的“目标受众”，因而，应急广播的议程设置具有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产生实际影响的作用。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的阶段性特点为例： 　　第一阶段，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报道灾情，满足听众急切的知晓诉求。在感知震动后，中央电台记者就马上联系国家地震局，报道地震消息并采访地震局专家；汶川音信全无时，中央电台记者随救援部队最先进入汶川，第一个发回有关汶川的灾情进展报道。 　　第二阶段，持续报道灾情和救灾消息，多点、进程式展现。中央电台先后派出70多名记者赴灾区一线，深入城市、乡镇、村寨，支起海事卫星，把电话打进直播间，随时随地跟进式报道救灾情况。 　　利用组织资源和行政资源权威发布各类信息。国家地震局、民政部、财政部、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救援部队等所有与抗震救灾有关的单位都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发布过权威信息，并为听众解疑释惑。 　　播出寻亲信息，为通信中断的灾区内外的人们建立联系。 　　第三阶段，随着救灾工作的全面开展，全面报道全中国、全世界的救援行动。中央电台调动其在全国的记者站力量、地方台的力量及驻外记者和海外华语媒体的力量，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全中国人民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地区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的救援行动，从派驻救援队、医疗队到捐款捐物、对口援建，等等。 　　同时，面向灾区推出一批知识性、科普性节目，为灾区人们提供自救施救、卫生防疫等多方面服务。 　　第四阶段，在灾区民众基本生活得到安顿后，推出心理干预和心灵抚慰类节目，帮助灾区民众度过难关。中国之声推出《同在星空下》，为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