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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农村的宗族问题及其治理 　　[摘要]随着广东农村宗族的复兴及变异，其宗族问题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对该问题历史由来和现今表现的全面梳理，是构思治理对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治理成效上的突破有赖于超越旧思维的重新审视，尤其应认识到宗族是一种资源并可加以引导。 　　历史上，宗族曾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复兴的宗族已成为全方位渗透到我国农村社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不管学者们是褒是贬，都认为宗族是研究中国尤其是华南农村社会的一把钥匙。若要深刻理解农村的社会问题，就不能不对农村的宗族问题进行剖析。农村宗族问题和乡村治理、生产组织、生活保障、封建迷信等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此共性之外，广东的宗族问题也呈现出一些地域特点。 　　一、广东宗族问题的由来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就出现了宗法制的宗族。宋代以降，广东逐渐成为平民宗族组织非常兴盛的区域，随着有了显著的宗族矛盾和宗族问题。 　　历史上的宗族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异姓宗族间的族际矛盾，一是单个宗族自身的族内矛盾。前者往往是由相邻的不同姓的宗族之间为争夺田地、水源、山林或风水宝地等有限资源而引发，有时也因为侵犯邻村的村民或财产等意外事件引致，另外对区域市场和地方祭礼主导权的竞争也会导致冲突。冲突形式表现为官司诉讼、武力械斗等，一般大姓相对于小姓在这类冲突中占据优势。斗争的结果要么是败方村落的衰落，要么就是小姓村落的迁走，要么就是双方接受第三方的调停，另外，这种宗姓间的械斗如果失控还会扩大为跨越州县的大规模动乱。广东近代史上发生的“土客之争”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族矛盾，那场惨烈的大规模械斗的诱因本是小范围内的宗族矛盾，最后发展到以方言族群划分的宗族联盟间的暴力冲突，双方都以宗族为动员单位来组织武装，并且都是为各自宗族的名利而战。正如学者何国强所言“客家人处在广府宗族势力强盛的环境，不能不以强化宗族组织的方式与之抗衡”。[1]族内矛盾则多表现为严苛的族规对宗族成员利益和自由的剥夺、祖产继承的纠纷、强房对弱房的欺压等。从劝诫到浸猪笼，族长拥有对族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封建宗法观念对妇女的歧视和宗法制度对自主婚姻的压制等是众所周知的。旧社会一夫多妻、包办婚姻和抛弃女婴等陋习都与之有关。掌控族产和操控族规的族人容易在经济上剥削普通族人，也趋向于在政治上压迫普通的族人。参加过解放初期广东土地改革的许多老军人回忆说：“比起北方来，广东的恶霸特别恶，血债特别多。”[2]有学者指出这与广东发达的祠堂经济和强势的祠堂政治有密切关系。事实上，1949年粤中有两大姓就曾在广州召开全省宗族会议，企图组织宗族势力抗拒解放。[3]上述两类宗族问题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相当严重的。相对而言宗族与官府间的矛盾并不突出，近代广东确曾发生过强宗大族漏税瞒役、拒纳官粮或窝藏盗匪的事件，但那只是宗族与官府合作的主流之外的特例。[4]宗族制度作为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为了实现其社会功能服务的，在处理利益关系上同时发挥着两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方面对外维护宗族整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协调宗族内部的利益。维护宗族利益的功能决定了狭隘的宗族本位观，而宗族成员间利益关系的规范依靠的是专制的封建礼教，结果出现了各类的宗族矛盾和问题。 　　今天的宗族现象可能和过去的相比在面貌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者间却存在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了宗族有着漫长的存在历史和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有助于理解当今宗族观念的顽固性和宗族问题的复杂性。 　　需要指出的是，宗族作为多种组织形式中的一种，其本身是中性的，仅因社会认知、被利用方式的不同而有了正负向影响的差异。杨善华等就指出“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当今农村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两重性， 即既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 也有家族成员通过将家族活动的理性化而尽量让家族适应现行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从而和现实社会保持相容以维持其生存的一面”。[1]宗族作为一种以天然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成得比地域性和业缘性的组织都要早，曾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认同，在历史上还曾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宗族之所以在今天成为问题，是现代社会主流观念建构出来的，也和国家政权对待宗族的政策定位有关。 　　二、广东宗族问题的现状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政治氛围趋于宽松，基层政权减少对村务和村民个人生产生活的直接干预；农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需要更大范围内血亲间的生产协作；加之农民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使活动经费或族产的积累成为可能，宗族的复兴自此开始。 　　活跃起来的宗族活动在满足族人某些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现阶段广东宗族的问题呈现出多面性，主要负面表现如下。 　　（一）冲击乡村秩序 　　改革开放后，不同农村地区复兴宗族所选择的道路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