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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材 新英雄 新形式 　　薛媛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了中长篇小说《外婆》《我要去北京》《湘绣女》等近百余万字。然而，2012年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以下简称《红色记忆》）的问世，却是她创作的重要转折。这不仅在于它是纪实体裁且获湖南省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更在于它从现实转入历史，将笔触对准50多年前三湘儿女创造的中国橡胶神话，在创作和思维模式上都有很大突破，特别是在题材、思想与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从而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 　　一、 题材的新开拓 　　报告文学与小说题材的要求截然不同：小说是“三分题材七分写”，而报告文学则是“七分题材三分写”。所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选择题材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着很突出的作用。”①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题材全面拓展，笔触广泛地伸向言说、批判的禁区，而薛媛媛则满怀激情去寻觅留在茂密橡胶南国的青春足迹，填补“三湘儿女直达西南边陲 ，圆中国百年橡胶梦”在历史、文学中的缺席局面，从而大大开拓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知青文学热”后，纪实文学中的“支边题材”也悄然兴起。如田翠芝的《河南支边青年在西藏的岁月》《一个老西藏支边青年的回忆》，杨眉的《兵团儿女》以及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等相继问世，揭开了边疆建设尘封的记忆，再现了各地支边人的情感历程与坎坷人生。其中有关云南支边的题材也有人涉及，如曾键的《风雨支边四十年》，沈志明的《上山下乡我在云南》以及由张家福口述、朱强整理的《醴陵人在南疆》等，都再现了支边人在云南的生存状态等。然而，却几乎没有“种植橡胶神话”的专述。即使徐迟在《生命之树常绿》中写了中国橡胶的种植与发展，但也只是反映了科学家蔡希陶对植物学事业的探索与贡献，而对湖南支边人对中国橡胶事业的贡献却未提及。杨文杰在《风雨历程中的橡胶树》中虽高度赞扬了湖南支边人对橡胶事业的贡献，但篇幅短小，人物事件涉及有限。因此，薛媛媛多次远赴云南边陲，深入调查采访后写成的30多万字的长篇《红色记忆》，则不仅真正填补了此题材创作的空白，而且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与《八千湘女上天山》和《生命之树常绿》等相比，《红色记忆》在视角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卢一萍有意识地将视点聚焦到“八千湘女”中“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大贾巨富的千金”“大学高材生”以及日后的“艺术家”身上，采用“口述实录”的形式，以典型的“她们”来浓缩三千湘女的命运。而徐迟则忽视三湘支边人对橡胶种植业的努力，只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科学家蔡希陶等进行抒写。相比之下，《红色记忆》则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关心每个普通个体，通过对支边湘人的集体回忆，结合西双版纳的自然、地理、文化与民族风俗等，对“支边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反思与追诉。可以说，它是一部“云南橡胶开垦”的百科全史。 　　正是如此，作品就具有资料挖掘的深度与内容的厚度。本来，薛媛媛的创作一直保有关注现实、反思传统的特点。如《湘秀女》写出了现实的深重苦难，能真诚地直面生活的血泪和冷酷；《珍珠》描绘了超生家庭中孩子的成长故事，对国家的计生政策进行了深刻思考，揭示“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六三班的成长报告》等，对教育的反思更给人以全新启迪。而《红色记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性”，作者必须“穿越”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去真实感受半个多世纪前的时代精神。因此，她俨然一位诚挚的科考者，耐心细致地寻觅，屏声静气地发掘，在“前后七个多月的采访中”，选取了“勐腊农场”“景洪农场”“勐捧农场”等“红河3000多公里边境线上的19个农场，34个分场，80多个生产队”②，对一个个湖南支边老人进行跟踪采访，从而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作品真实、可靠地还原了半个世纪前云南支边湘人的农垦生活，且呈现出新的审美特质。如在作品中，作者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关于热区资源开发与保护”为焦点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性思考。她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承认“当森林只有一种树一种绿色生长茂盛时，就是让万种树万种绿色消失”，“就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让“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不可避免的成为历史”。③尤其是作者结合《勐捧模式研究》的科研成果以及经济学家马世骏的学术观点，将西双版纳“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生态系统平衡”的机制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知识汇为一体，进行深刻、睿智而令人警醒的分析，并结合大量可靠数据，提出了“生态建设寓于经济建设之中”的观点。此外，还有如何认识知青返乡与边境毒品问题等，作者也运用扎实资料和数据，立足新的历史与时代高度，重新给予了思考与探索。总之，较之其小说创作，薛媛媛在题材上继续向历史的深度掘进，其信息密度之大，涉及领域之广，探讨问题之多，充分说明了其创作的新发展与新成就。 　　二 、英雄的新叙事 　　新时期以来，人们在清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