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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值李光耀逝世周年之际，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经济为主题的第三个中新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重庆。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李光耀先生带领下，新加坡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走出了一条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发展道路。”亲手缔造新加坡的李光耀视多元为建立国家的基础，视一体为建设国家的目标，而双语教育维系多元与一体。对于深度融入全球的中国，新加坡的经验弥足珍贵。 　　以语言构筑认同 　　2015年9月11日，第一次没有李光耀的国会选举举行。李光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出其不意制胜。这实为李光耀的胜利，更是新加坡双语教育的胜利。本届大选共有246万名选民，出生于建国后的选民人数首次超过半数。 　　1965年8月9日，李光耀率200万星岛民众，摆脱近14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走上建国之路。这个蕞尔小邦，因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要道，亚洲各地移民蜂拥而至，遂形成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社群，既纷繁交呈又矛盾叠加。建国初期的新加坡，其国民构成以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为主，分别占比为74.3%、13.3%和9.1%。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虽可相安无事，却无以融通，语言壁垒丛生，文化樊篱林立。李光耀直言不讳道：“一个新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就是统一人民的语言。” 　　如若建国初期便公然独尊原殖民者语言英语，势必招致民众的强烈抵触情绪，也背离民族独立原则。新加坡政府于是把英、华、马、泰米尔语并列为官方语言。然而，此举成效不彰。在英文源流学校，学生的英语及格率仅64%；在非英文源流学校，这个比率才区区4%。尽管如此，英文源流学校门庭若市。就业前景与事业前途乃第一主因。1969年，小学毕业生基本上按英语水平分流，再接受学术、技术或职业教育，母语学校迅速走向衰亡。改革双语教育政策时不我待。1975年，李光耀甚而亲掌教育部。 　　以英语立足世界 　　“新加坡国民必须讲一种他们能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是英语。”从历史维度，英语可保证国家制度的连续性；从现实维度，英语可强化国家经济的拓展性。英语固然带有殖民色彩，李光耀却能预见英语必然成为世界语言，也必然成为星岛求生存求发展求强盛的利器。“语言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它确实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此外，英语游离于华、马、印三大民族的母语之外，具有中立性，易被各族认同，可避免语言地位之争。1979年2月《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教育制度以英文为主而母语为辅，同一源流。1990年，47.2%新加坡国民能用双语交流，而1970年仅19.1%。 　　李光耀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个人印迹无以隐晦。李光耀为广东客家第四代移民，自幼浸淫于英式教育，从殖民地的直落古楼（Telok Kurau）英文小学、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s）和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直到英格兰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被英国政界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纯正的英国人。对此，李光耀倍感庆幸：“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会了解大环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国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谁在影响世界的局势，是西方国家，是欧洲，是美国，不是中国，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华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维肯定比较狭隘，比较偏见和固执。我会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从宏观视角来看事物。” 　　以华语回归故乡 　　随着新加坡以“亚洲四小龙”崭露国际舞台，民族自信式微和文化认同沦丧。李光耀亦深有感悟：“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又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新威权主义横空出世。李光耀执意“牵着中国人的手，走向世界”，并号召国民争做“仁人君子”。1982年，李光耀提出在中学增设儒家伦理课程，弘扬“仁、智、勇、义、礼、信”。1984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实施。此举为全球首创。 　　“华语和英语成为现代人必要的沟通工具。……英语既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作语言，所以非学好不可。至于华语，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文，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13亿多人口的同性语言。”华语教育遂凤凰涅??。新加坡政府实施“特别辅助计划”和“华文语言特选课程”，在小学试点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英语为第二语文，在特选中学实行英语华语并列为第一语文，实效不菲。1980年出台的政策规定，英文源流学校的华族学生必须以华文母语为第二语文。当年，星岛仅26%家庭讲华语，1988年，比率跃升至69%。1979～2009年推行的三次华语运动基本改变华人热衷方言的习性。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曾以“孙燕姿现象”作为封面主题。而李光耀的3个子女均接受华文教育。华文媒体曾大幅刊登一帧其长子李显龙就读南洋幼稚园的照片，该园全以汉语实施教学，华人备受鼓舞。2004年11月26日，新加坡国会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