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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视角：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困境及消解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协同创新视角下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研究”（编号13YJC880130）、暨南大学2013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07; 13MS02）、暨南大学第十五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JG2013043）的成果之一。 　　摘要：实施“2011计划”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战线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计划，而“2011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以机制体制改革为突破重点，意在建立适应不同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协同创新中心理性选择导致的多元主体利益冲突、合法性机制引起的多元文化碰撞和路径依赖产生的制度惯性障碍，基于此提出形成共同认知框架是基础、实现机制体制创新是关键、打造协同创新文化氛围是根本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困境;新制度主义为适应全球科技发展新趋势，我国实施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这是继我国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后，为提升高校科研创新能力而实施的第三大战略性工程。“2011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协同创新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2011计划”提出了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体制两项重点任务，并将二者有机统一在协同创新中心这一载体上，也就是说，“2011计划”实施的直接载体就是重点建设一批协同创新中心。 　　 如何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建立适应高校创新的新机制体制，无疑是高等教育界认真思考和积极回应的重大议题。为此，有必要选取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为相应的理论依据与分析工具，就这一论题进行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分析，以期从理论探讨乃至行动策略层面予以有针对性的回应。 　　一、借鉴与创新：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因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强劲的理论解释力，已被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纳和运用。由于研究领域和目的不同，不同的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作了不同的分类，其中豪尔和泰勒的三分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接纳为一种公认的划分方式。豪尔和泰勒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大流派，这三个流派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把“理性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理性人假设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提出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模型，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行为特征的经验描述，而是对个人行为取向的设定。该理论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市场，一个是提供私人物品的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政治市场。经济市场和私人选择相关，消费者为了获取私人物品与厂商进行经济交换。政治市场和公共选择相关，选民、利益集团同政治家和官僚进行政治交换，将分散的个人偏好整合为公共政策。无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中，参与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社会学制度主义坚持人的社会性，认为超理性是理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互动的关键要素之一。按照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理解，某种观念、意识、道德、心理、惯例等超理性因素，一旦内化为政府及其成员共享、认同的“意义框架”，便难以被取代或修改，而政府活动就是在这一特定“意义框架”内的作为与不作为。通俗地讲，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眼中的“意义框架”是“过滤器”，对政府及其成员的身份认同、自我角色、行动偏好与目标起过滤作用，也可以视为组织文化，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3]也就是说，处于特定环境中的政府利益主体，自觉保持自身行为与角色的一致性，在采取具体行动时，最优先考虑的是在本组织共享的政治与行政观念、意识、道德、心理、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框架内的身份或角色，而不是利益极大化。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而反对行为主义的观念，强调应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并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认为制度是基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惯例、规范等。制度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的遗产”以及“关键转折点”，制度变迁遵从“路径依赖”的模式。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政策稳定和变迁的原因，制度形成后具有自我强化和自我学习的机制，换言之，产生于特定背景中的制度对以后的制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4]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意在突破高校内部以及与外部的机制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低效”的现状，这既是一种战略创新，也是一种制度变迁。本文尝试从新制度主义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