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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对留学生身份认同的文化批判 　　内容摘要：对《围城》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其文化批判主题。本文聚焦于留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运用身份认同、跨文化身份和反向文化冲击等相关理论，分析了《围城》在以下几方面针对此问题开展的文化批判，包括：留学生畸形的身份认同、病态的人物形象和扭曲的生存环境，通过剖析正反人物的成败事例指出：社会文化环境是各类问题的根源。在留学热愈演愈烈的今天，重温钱钟书先生的批判能够让我们保持警醒，避免在留学生文化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中重蹈覆辙。 　　关键词：《围城》 留学生 文化批判 身份认同 　　自《围城》这部“奇书”[1]1947年问世以来，人们将其视作学者小说[2]、哲理小说[3]、讽刺小说乃至爱情小说，狂热地阅读、研究、崇拜[4][5]甚至“痛诋”[6]。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围城》的主题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该书“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 [7]对中西文化进行的独具慧眼的评判。而小说的背景和人物的典型性的确利于文化批判研究----该书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末，主要场景为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校园，都是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人公则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后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而其他许多人物也是留学生。书中对于留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化批判正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一.《围城》的文化批判研究 　　一些研究者[8][9][10]指出：《围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弊害和西方文明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另有研究者[11][12][13][14]主要讨论了该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有研究者关注崇洋文化批判[15]；还有研究者[1][2][16]讨论该书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化的批判，这就涉及了当时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在许多相似角度的研究中被称为“中西方文化合流”、“中西文化碰撞”、“东西方文化夹缝”、“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 “磨合中的中西文化”或“接受西方文化与固守传统文化的两难境地”等。对于此种文化结合状况的评价也比较一致，往往用“荒谬”、“矛盾”、“畸形”、“夹生”、“分裂”、“错位”、“半土半洋”、“不伦不类”等词语来形容，当时的知识分子则面临“痛苦”、“挣扎”、“彷徨”的“精神危机”。 　　对于这种中西文化错位结合，《围城》中的赵辛楣已有评价：“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17]（P208）鲁迅也说过：“什么主义、思想，一到中国就变味走样。”[2]《围城》中具体的生动例子更比比皆是：“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P31）张吉民先生家里“盛产”这样的畸形、错位：张太太“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P41）夫妇二人一方面培养女儿“洋本领、洋习气、洋时髦、洋姿态”，但另一方面在女儿的婚事上，又“保有他们家乡人的传统思想……”（P37）这样充满文化矛盾的例子还有：董斜川一方面“英年洋派”，另一方面又言语做诗离不开“同光体”；曹元朗更呈上“杂凑乌合、拉杂错综”的“拼盘姘伴”的大作。 　　李兆忠在他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化》[18]中针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困境提出的两个概念“骡子文化”和“假洋鬼子”，令人印象深刻。他以“骡子文化”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化命名――其“父母”分别是近代西方文化这匹马和传统中国文化这头驴，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化自身认同的困境和身份的尴尬。而他对“假洋鬼子”一词丰富内涵的解释剖析了在中西文化碰撞、错接过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他认为其中既有不实的想象，又有盲目的排外，有傲慢自大，又有真心敬畏，甚至还有憧憬向往。遗憾的是，《围城》中的一些留学生却偏偏成为了“假洋鬼子”，跌跌撞撞地追随着狂奔的“文化骡子”，甚至还成为“快骡加鞭”、推波助澜的角色。因此，李兆忠提醒：作为留学生，不要被一直呼声甚高的“中西合璧”迷惑，要警惕走入“中西合污”的歧途，另外还需要始终有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这种提醒，连同上述对各类研究的总结，引导我们把对《围城》文化批判的研究聚焦在留学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上。由于“留学生”一词在中国有多重含义，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在本文中该词的用法与《围城》一书中一致，指“归国留学生”。 　　二.关于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基础有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19]在文化研究角度中可以指包括语言、宗教、教育、地位等文化因素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指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身份特征：地域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20]本文中的“身份认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