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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相坐法 　　内容摘要：相坐，亦名“缘坐”或“连坐”。指中国古时因一人犯罪而株连其全家、邻里及有关之人的刑罚制度[1]。相坐法视“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2]始。秦亡后，汉虽承秦制，但亦据汉初开国之形势加以改制。相坐法在汉初既是稳定社会秩序之律，也是巩固汉初政权的政治手段，也是盛世“文景之治”出现的基石之一。 　　关键词：汉初 二年律令 亲属相坐 政治手段 　　相坐是古代在法家的“重刑治世”思想上制定的刑罚制度，自秦商鞅变法确立为国家法度后，历朝历代沿用不绝。汉初相坐法虽“?h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3]，但二者形式、内容却不尽相同。张家山汉简未出土时，汉律亡佚，文献资料缺失，学界皆以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代连坐之制，来推衍汉律的相坐之法。张家山汉简出土后，汉律重见天日。其中出土的简牍《二年律令》更是记载了27种汉律与1令（津关令），而涉及到相坐法的有9个律种及1令。据同时出土的《历谱》所记，《二年律令》实施的最早年代为高祖五年，又因文帝时“尽除收律、相坐法”[4]，故相坐法当盛于汉初高祖五年至文帝朝。本文拟就《二年律令》为据，辅之以学界已存之成果，考析西汉前期相坐之法的形式、内容及影响。 　　一.相坐释义及汉初相坐法源流 　　相坐，指本人无罪，而因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相坐入刑。“孽非本犯所自作，罪非本犯所自取，缘乎犯法之人罪大恶极，法无可加，因以及其所亲所密而坐之以罪[5]”可见相坐入刑的罪犯，本身未有犯罪，缘乎与犯罪之人有血缘或密切关系相坐获罪。西汉立国之初，彭越、韩信获谋反罪，其三族皆因相坐获罪，被诛[6]。沈家本：“同罚即连坐之事，一家有罪，九家连坐，不论其为亲族否[7]”。更体现了相坐法的实施范围，一人或一家犯罪，不仅坐罪血缘关系之亲族，还坐罪地域关系之乡邻。从《二年律令》中可以看到，汉初相坐入刑范围还有市列，官吏及同居者。据上可以看出，相坐法是在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以血缘、地缘、职业等为纽带，坐罪本犯之外的人的刑罚制度。 　　相坐法作为历朝沿用的法度，有着较长的创制过程。相坐法的形成，发端于军事征伐。征伐之事，必须有严密之制约束与管理将士，并处置败者。故有“师出以律[8]”“刑始于兵”的说法。远在氏族社会之时，部落抑或氏族相互征伐，落败的氏族族人不论是否参战，都会被获胜氏族诛杀或强掠为奴的习俗。这一习俗带有相坐的一些内容，是后世相坐法的渊流。到西周、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相坐的规定。如《春秋繁露?王道》：“市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刑。”[9]这是春秋时梁国实施的防止民户逃亡的伍邻相坐法令，一家逃亡，四邻坐罪，处杀刑。战国时代的《法经?杂律》：“丞相受金，左右伏诛。”及“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妻氏”[10]载明了左右辅丞者因丞相受贿相坐而处死刑，此法可视为官吏职务相坐法；而对于杀人犯，本犯处死，将其全家人没为奴婢，还株连妻氏，这是典型的亲属相坐。相坐之法的完善与确立为一国之法度，始于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11]，并将之确立为相坐之法的原则。为行相坐之法，商鞅在秦国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组织，如“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12]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将百姓统一编制，五家为保，十保相连[13]。秦统一六国后，相坐法的范围越来越大，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14]。汉初，“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15]，既承秦法，又有创制。故相坐法应发端于氏族部落时代的征伐之事，在春秋战国的得以创制与发展，经过秦朝的发扬光大，到了西汉前期，相坐法已较为完善。 　　二.《二年律令》中相坐法的体现 　　相坐法在《二年律令》中的9个律种及1令中都有涉及，甚至于一个律种中存在几种相坐，可见相坐法已成为汉初统治者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亲属相坐法 　　《贼律》首条：“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此律对“反叛”和“降诸侯”、“弃城”等危及中央政权的罪行施以极刑，如城邑要塞的驻军将士反叛或投降于诸侯，或在诸侯来攻时弃城，上述罪行与谋反者同罪，本犯腰斩。其父母、妻儿、兄弟姊妹[16]等亲属，无论年龄大小，皆相坐，处死刑。 　　《贼律》：“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欧訾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本条律令是惩治危及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的罪行。凡犯有杀父母或伤父母的罪犯，或者被父母控诉不孝罪的罪犯，其妻子坐以锢刑，即被监禁而丧失人身自由的刑罚[17]，并无法以爵位或财物抵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