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化时期贺昌群文化艺术研究成果述评.docVIP

学术中国化时期贺昌群文化艺术研究成果述评摘 要：贺昌群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在历史学研究中有着丰硕的成果。对于所处时代的认知，使贺昌群开始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希望对当时的社会提供可借鉴的探索研究。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贺昌群在古代文化艺术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关键词：学术中国化；贺昌群；文化艺术中图分类号：K879.2；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77-05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建设乡官帽舟村）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贺昌群在敦煌学、简帛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汉唐历史与文学、宋元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长期的历史研究使贺昌群在古代文化艺术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1928年写出专著《元曲概论》、1929年在《学生杂志》十八卷七号发表《中国文化上所表现的南与北》、在《小说月报》第二十卷一期发表《汉唐间外国音乐的输入》、在《东方杂志》二十八卷十七号发表《敦煌佛教系统》、在《文史杂志》发表《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等等。本文主要论述贺先生对敦煌佛教艺术和对居延汉简的研究。一、贺昌群对敦煌佛教艺术的研究贺昌群认为中国境内的石窟佛寺遗迹，最有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的应属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敦煌，古沙州之地，为汉唐间天山南北东西交通的要冲，政治上商业上皆为重镇。公元2世纪以后，天竺、康居、大月氏、安息的佛教，陆续流传于中国西域，使得敦煌又成为中国本土与西域宗教的连接地带。《魏书》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公元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贺昌群认为晚近各国探检队在敦煌石室、罗布泊、塔里木盆地之北――库车、吐鲁番一带发现的古文书和断简中，有所谓的粟特语（Sogdiana）及睹货罗语（Tukhara），据伯希和考证，皆属于东方伊斯兰语言（Iran），原为古代中亚及东亚通路间的国际用语；更据陈万里的记述，今日敦煌的方言，并不与甘肃安肃道的语言在同一种系统之下。可知此地古代确实“华夷杂处”的一个繁盛地方。至第13世纪，蒙古人入主中原，中途的政治制度根本动摇，同时海上的交通发达，加以北方沙漠地带气候的隐隐变迁，于是，东西陆路的交通就闭塞了，沿路的古代文明也随之淹没于沙堆中。19世纪中叶，东方学逐渐勃兴。1890年，英人鲍尔（Captain Bower）在库车附近沙碛中，得到许多贝叶经卷的断片，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1898年以来，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ff）、克莱门兹（D.Klementz）、奥登堡（S.OL’denberg）、德国的格鲁维德尔（A.Gru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几次在蒙古、库车、吐鲁番等地发掘，获得了许多古文书、绘画以及其它考古学的资料。从此，亚洲大陆文化的古代史实，渐为世界学者注意。1902年，匈牙利洛克济（L.de Loczy）探检队返回欧洲，十分推崇，谓为“洞中壁画之富，冠绝东方”。1908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骗取大批敦煌佛经归藏伦敦博物馆，中国才开始有几个学者知道有敦煌佛窟这回事。同年7月法国伯希和（P.Pelliot）又将石窟中的佛经尽数运往巴黎国家图书馆，并摄影数百帧，编成《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六大册。1915年，大谷光瑞发表《西域考古图谱》，其中有不少敦煌图片。1925年，北大陈万里与考古队在千佛洞考察3日，摄影17帧，未见完全发表；其同行人华尔纳（L.Warner），曾于1924年至敦煌用树胶粘去千佛洞壁画二十余幅，又运去多尊佛像[2]。当时研究敦煌佛教艺术的材料，仅止于上述。贺昌群不仅大声疾呼国人重视敦煌学，而且还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敦煌学论文，并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日本敦煌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敦煌学五十年》中说：“1931年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十七号上，发表了极为通俗的论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敦煌艺术才成为注目的课题。”[3]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这篇文章里，贺先生还把伯希和《敦煌图录》6集376个洞窟的壁画，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大概算来，贺昌群对敦煌研究做了以下工作：（一）对敦煌千佛洞开凿原因的考证贺昌群认为，大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月氏国迦腻色迦王（Kaniska）尽力弘扬佛教，使得天山周围（新疆）的许多国家都完全沉浸于佛教崇拜中，北边以龟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