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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以“致用”教育思想探究摘 要：“颜李学派”文以“致用”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实践实用”主义、“习动主义”以及重视个性的发扬，倡导“见理于事、因行得知”，领悟“练习实务”基础上“习”的真谛，推重文以“致用”与“专精”“化合”的教育理念。关键词：梁启超；颜李学派；文以“致用”；实践实用主义；习动主义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40-02梁氏的文学思想多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关照，具体表现为文章多呈现文史哲不分家的趋向，这与中国早期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相契合。正如梁氏以历史学家的角度讲到：“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1]又如：“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由此可见梁氏的文学思想是秉承文学之“一以贯之”“好一则博”基础上的“通学”[2]。一、“颜李学派”研究缘由关于“颜李学派”的研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当然早在1897年梁氏主讲湖南时务学堂以及暂避日本期间对其不间断的研习，均可见梁氏对于颜李学派的崇拜由来已久。梁氏对于“颜李学派”的研究，首先是对《欧游心影录》中“思想解放”的实践；其次梁氏对于颜李学派的关注体现了梁氏较之早期崇“新学”以改良“旧学”思想观念的调整；此外，梁氏有感于当时学校教育的实际状况，梁氏敏锐的看到了那时广大青年学习的状态，极为担忧，“呜呼！今日的读书人听啊，自命知识阶级的人听啊，满天下小百姓厌恶我们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厉害，我们还在那里做梦。习斋说‘未知几之何’？依我看，‘灭文’之几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3]当然，对于习斋反对读书、著述，包括梁氏在内的学者们均看到了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献保存的，以至于他的许多宝贵的思想观念都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在这里暂莫评论其思想“古圣成法”的功与过、文献的存与留，以及他的太过轻视书本知识的偏颇，我们今时主要着眼点在于“颜李学派”对于文学教育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我想这也一定是迎合了梁启超的本意。正如梁氏在《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一文中讲到：“我盼望我所引述的能格外引起教育家兴味，而且盼望这派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能够因我这篇格外普及，而且多数人努力实行，便是我无上的荣幸。”[4]这说明梁氏是赞成、提倡颜李学派的，即颜李学派的教育主张，与梁启超所看到当时学校教育的现状是相契合的，他希望通过颜李学派的教育观，以供时人思考。此外，颜李学派所提出的教育主张是立足于儒家传统文化的，从儒家文化寻根溯源，这一点也正印和了梁氏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儒家情结，这也是梁氏之所以喜欢、选择颜李学派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吧。二、文以“致用”教育思想梁氏谈到文以“致用”教育思想时说：“即属一国中知识阶级，则对于国之安慰盛衰，自当负绝对责任。说我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不管那些闲事，到事体败坏之后，只叹息几句了事，这种态度如何要得！所以颜李一派常以天下为己任，而学问皆归于致用，专提《尚书》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为标帜。”[5]梁氏文以“致用”教育思想是强调学问“有益于人生”的“实用主义”，而“不是谋求个人私利，不是为统治阶级或权利集团所‘用’，而是适应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需要”[6]。梁氏提倡颜李学派“否认读书是学问”的观点，对于颜李学派认为“读书人”在狭隘理解儒家“文”的基础上，脱离实际只知专注于“思、读、讲、著”而造成“愚”“弱”的后果予以赞同[7]。梁氏讲到：“若说必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么？”[8]颜李学派认为宋儒狭隘的理解孔子提出的“则以学文”“博学于文”，把儒家的“文”与“博”简单的理解为“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而颜李学派对于“文”的解释，同时也是习斋倡导“读书人”“习”的内涵：“《周官》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尚书》之六府――水、火、金、木、土、谷等等，凡人生日用所需，荀子所谓‘其迹粲然’者便是。”梁启超对于这种解释：“依我看，这种解释是对的。”接着梁启超对“文”下以定义：“‘文’字造字原意，本象木中纹理之形，因此引申出来，凡事物之粲然有条理者谓之‘文’。”[9]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颜李“否认读书是学问”的观点是建立在“读书人”狭隘定义“文”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他们以读书而读书，专注于“思、读、讲、著”，与“练习实务”基础上“习”的真谛相去甚远，而是惟“故纸堆中”浪费“身心气力”，其结果必然是“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10]。由此可见，梁氏肯定、提倡颜李学派反对读书，只是针对于反对死啃书本，并非反对学问本身，“他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真正的学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