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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心灵一个支点：乡音20世纪70年代初，为逃避“上山下乡”，我早早离开中学进入山东省吕剧团，在乐队拉小提琴。彼时“样板戏”风靡，在剧团谋职，就是当时最好的职业。学习西洋乐器而且以此谋生的人都有个共识，“文革”期间规模空前的学习乐器热潮的初始动机，就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所以，以演出“样板戏”换来的生活境况与“样板戏”中“苦大仇深”角色的生活境况恰恰相反。与此同构，以抗拒“封资修”为目的的“样板戏”，导致的结果也与其目的相反：西方乐器大普及。“文革”结束时，音乐学院挤满了技术精良、品位极高的学生就是明证。他们的水平较之西方音乐倡导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毫不逊色，与精心培育的效果不相上下，不但在入学时令教授们目瞪口呆，而且几年后毕业音乐会上的成就也令整个社会目瞪口呆。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说。年轻时自然不明白戏曲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是世界上最土的音乐，用小提琴演奏地方戏，就是杀鸡用牛刀。家乡戏的唱腔就那么几句，翻过来、倒过去、唱过来、哼过去，既无和声又无对位、既无主题也无内涵，更谈不上独立个体的创作精神，亦算不上艺术音乐。尤其因为社会对戏曲的提倡和对西方的禁忌，而对其陡增了“反叛”。后来，离开家乡，越走越远，越离越久，与土气十足的音乐“拜拜”了。上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追番逐洋。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态度悄然转变。说起来，这个体验却造访得十分突然。1998年的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宿舍，我一边做饭，一边听收音机。宿舍里没有电视，我便总把收音机的一个频道调到深圳电台，做饭时有一耳朵无一耳朵地听点儿内地的新闻。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了南方电台很少出现的山东吕剧的唱腔。我不禁双手停了下来。委婉的唱腔，带着一种别样的体验，溢满了六七平方米的小屋；潜埋心底、隐隐于内、偶尔在中秋之夜一显凄凉的思乡之情，也溢满了心田。突如其来，弥漫而来，浓厚威严，不由分说，支配你，裹挟你，让你魂飞天外。不知道怎么了，一时间竟然泪如雨下。也许异域的口音隔膜与心理隔膜乃至偶尔受外乡人排挤的委屈瞬间找到了突破口，也许灵性之根开始成熟因而到了寻找心灵归宿的年龄，也许“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使思乡病发作，等等。突然间冒出来的乡情，竟然一下子攫取心魄、撕裂心肠，令似乎可以“遗世而独立”的自我彻底缴械，而且恣意放纵，在闭着眼也能分辨的老腔老调中长歌当哭，获得排遣和抚慰。离别海外，日夜奔忙，不经意间飘来的一曲家乡戏，却会让人停止脚步，怔在原地，突然触及和陷入关于“本根文化”的严肃思考，并与正撰写的乡土文化的沉重话题捆绑在一起。回想起来，木然呆立并随着乡音无限惆怅的心绪，大概就是对身份认同的思考达到了临界点。于是，乡音就在那一刻发挥了引爆作用，让潜藏内心的寻根之路找到了搭载的舟楫，所以，虽是想象不到，却又在情理之中。身处香港，早已觉得自己不再适应从小习惯的家乡了。不习惯走在想丢个瓶子都找不到垃圾桶的家乡街巷，不习惯逛遍“半城山色半城湖”的泉城也找不到半个公共厕所，不习惯随处堆放废弃物的脏乱差，甚至觉得，在老家的不适感已经远远多于亲切感。然而，家乡概念一旦在远离故土的距离中转化，就得如实承认，其强大的覆盖力立马回淹了所有不愉快的细节。事情往往如此，当“故乡”成为“他乡”，当“主位”成为“客位”，当“局内”成为“局外”，那里的月亮就会毫无理由地变成“月是故乡明”的执拗。人走出家乡，从另一角度回望，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才能体会什么是“谁家玉笛暗飞声”的“故园情”，才能品到以前觉得平淡无奇、后来才觉得有滋有味的家乡戏的些微妙处。离开家乡听到了不一样的调子后才意识到，其实“乡音”不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种可以描述的有形结构。她在构词法上形成一种特定排序，与任何地方都不同。任何一种排列组织和生成方式，都不能直通“乡情”的秘道，只有排序上一模一样的密码，才能成功打开那扇不易敞开的心扉，接通“岭外音书断”的遥远信息。可见，无形的音调与浓浓的乡情，紧密联系，十分具体。由此想到，在越来越全球化的现代学堂中，应该理直气壮地教给孩子一首家乡的歌。让孩子们熟悉它，让孩子们熟记它。他可能一时意识不到这首歌的重要性，但我们要为他的未来提供一份让其永远记住自己来自哪里的记忆载体。或许有一天―像我一样，他会于一个文化心理成熟的时刻，突然觉醒，体会到身份认同的生命意义和由此形成的巨大精神能量。央视“青歌赛”上，一位来自甘肃裕固族的女歌手讲道：“母亲对我说，家里一无所有，出嫁时也不能给你点什么，妈妈只能教你唱几支歌。心里苦了，唱唱就舒服一点。干活累了，可以解除疲劳。”余秋雨点评道：“这位母亲说出了音乐最原始的功能。母亲没有给她物质财富，却给了她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听了她像雪域高原上蓝天一样清亮的歌和像云朵一样高远的故事，我们才懂得了那位母亲的伟大。她给了女儿一个心灵支点，让她“堵心”时，能够获得母语的抚慰，而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