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90岁了还是湘西汉子.docVIP

黄永玉：90岁了还是湘西汉子 　　2013年8月15日，万荷堂举办黄永玉90岁生日庆典，他在请柬结尾提醒：严格一人一券，不带宠物（包括小孩）。生日庆典第二天，他的个人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黄永玉为画展和生日宴亲手写了请柬，毛笔小楷，开头都是：今年我九十了。 　　2009年黄永玉原本打算戒画，结果没戒成。戒画是因为急着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小说2009年开始在《收获》上连载，一张稿纸500字，写满70页才够一次连载的量。 　　小说最近卡住了。他写13岁离家，到山里的小县城上学。想不起晚自习点的是什么灯。“那时没有电灯，一人用一个蜡烛肯定不行，没有这么阔气，点油灯也不可能。”没人可以求证，有来往的最后一个同学也过世了。怎么解决？他打算在书里老老实实地写：这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了。 　　“都死完了，”黄永玉语气不哀不怨，“我原来最小，现在成最老的了。” 　　脾 气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那个小小湘西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以至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黄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说：“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黄永玉到老脾气亦不改，2004年端午节，黄老在家乡凤凰看赛龙舟，听说沱江上游搬来一家化工厂，废渣堆在江边。黄永玉大怒，叫喊着明天带人去那家工厂，非砸了他们的办公室不可。 　　这一份野蛮强韧，销蚀了他身上的书生气，使之有足够的底气驾驭笔墨和江湖，又有厚实的胃口消化古今中外的艺术遗产和历史带给他的伤痛。 　　黄永玉爱狗，他在北京通州有一座占地八亩、自行设计建造的中式古典庭院“万荷塘”，据说灵感来源于自己养的一对狗夫妇“立果”和“卡咪”――为了让它们有尽情奔跑的空间。万荷塘的东院是一片两亩大的荷塘，如今住着一只颇招主人疼爱的全身褐色短毛的山东猎犬，名叫“民主”。“另一个院子里还有只母狗，叫‘科学’。” 　　当然，高昂的润格足以支持黄永玉享受大宅子的生活，豪车名狗古董环绕。然而在早年贫困的岁月里，黄永玉亦能苦中作乐。 　　北京东城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解放后被用作中央美院教职工宿舍。作为中央美院当时最年轻的教授，黄永玉在这里与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等同事为邻。黄永玉自小爱打猎，常常拿着枪外出打野鸭子，朋友们早早地就坐在黄家等着打牙祭，若是打回猎物，满屋子都振奋得很。 　　虽然当时物资配给紧张，黄永玉和妻子依然想方设法省出布票，买来厚一点的花布，做成小帐篷，周末带儿子去野营，钓鱼台、明十三陵，那时都还很荒凉，时而有人赶着羊群路过，一家人还问羊倌买奶喝。 　　“野营”这种娱乐，虽然毫不昂贵，但对于当时一些人来说，却是精神上一次奢侈的冲击，连同看外国画册、听披头士，成了他被批判的理由――“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音乐学院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黄永玉把披头士带回来，是罪魁祸首。黄永玉还跟一位领导朋友理论，“你不要不喜欢，你看看它的谱，配器多复杂，多高深。你是搞学问的，怎么可以轻易否定它？” 　　黄永玉似把这世间的一切都当成个巨大的玩具，他把纸上的生命立体化了，便是满庭花香，曲院风荷。 　　江湖游 　　1937年春天，“卢沟桥事件”爆发的前几个月，13岁的黄永玉到厦门集美学校读初中一年级。 　　黄永玉自小生长在艺术的摇篮里，父母都是小学校长兼美术、音乐教员，黄永玉不仅6岁就在家里能读到《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杂志，更重要的是，他在父母的谈吐之间，培养了一颗感受艺术的敏锐心灵。 　　在集美学校，虽然成绩糟糕，又常和人打架，但黄永玉爱读书、通画画，加之美术教员都是艺专毕业或者留洋归来的俊才，让这个“文艺小青年”享受到“大学似的”优质教育。 　　15岁，因为斗殴事件，黄永玉离校出走，随身的小包袱里塞着刻刀、木板，几本书和衣服，流浪于福建、江西。 　　1944年春天，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年，黄永玉决定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正巧国民党士兵押着一团新壮丁从福建永春走水路回湖南，他便随军步行回乡，顺便蹭口饭吃，有时也帮忙照看一下船甲板底下的十几条死尸，夜里伸个懒腰，往往摸到一只无名的冰凉鼻子。 　　晚年的黄永玉讨厌被人问“意义”“价值”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世上的事不能一起床就讲意义，这样很累，其实就是过日子”。 　　1947年，黄永玉来到上海，除了一身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