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docVIP

继承与创新 　　摘要：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被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推举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本文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历年学界相 　　关研究成果，试图通过分析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运用的方法与借鉴的理论这两者的创新之处，对陈建华的话语考证这一创新性方法和其追求创新的研究精神进行归纳与评价。 　　关键词：陈建华，革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一、 方法：立体辨证的革命解读 　　在《“革命”的现代性》一书中，陈建华在继承了实证史观与考据传统的基础上，又综合了刘禾的“跨语言实践”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创新，不仅使作品拥有更具时代感的分析和阐释，而且将话语考论 　　变成一种历史化的批判，能在考据推论之外“使理解和诊释走向多元和开放”[1]。 　　1、“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 　　陈建华对于“革命”话语的考证是多方位的，如文学批评家宋明炜所说，“无论革命作为意识形态神话，发挥话语的‘排斥机制’，或者被贬为过弃的历史情节，充当被排斥的‘他者’，都一直在参与 　　政治文化秩序的建构，甚至就停留在日常生活感受之中，从未离开。”[2]因此，在近代“革命”一词逐渐进入大家的视线中时，陈建华不仅关注着赞扬、欢呼“革命”的支持者，也同样关注使用“革 　　命”一词，但实际抵制革命的反对者；不仅考察对“革命”的使用，同时也考察对“革命”的拒绝使用；不仅寻找使用“革命”一词的欢呼心理，也寻找拒绝使用“革命”一词的心理障碍。 　　此外，陈建华关注的“众声喧哗”现象还体现在“革命”这一话语本身的暧昧性与复杂性。他不仅探寻“革命”话语内涵的演变过程与含糊性，同时也探寻“革命”话语的使用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 　　他通过拆分和解析话语内涵的复杂性，条理清晰地将含义一一列出，并指出他们之间的互文性。 　　2、“嘉年华”式的“革命”书写。 　　陈建华认识到“任何历史著作都不可能做到纯客观”[3]，历史上人们的“革命”书写与他们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在研究史料方面，陈建华同样不仅寻找史料呈现了什么，而且更加在意 　　的是史料有意或无意遮蔽了什么。具体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是翻译过程中的误读现象。陈建华认为由于“革命”词语本身的多义性以及“革命”与其他相关词汇的错综关系决定了对其读解方式的多样性。并引用赵元任“主观介入”的观点，即翻译活动包括两 　　种语言与翻译者的“三重关系”。“翻译者在翻译两种语言之间，为自己创造了主观渗透的空间，往往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处理手法与语言风格。”[4]因此“翻译者”能够从中获得极大的自由，从而在 　　汉语语境里构筑出新的主体。例如，王韬选择保留“革命”意义的多重性，孙中山取其义中的“法国模式”进行解读，而梁启超则取的是“英国模式”。 　　二是“后设”诠释中的遮蔽现象。不同于以往革命史的研究，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还试图弄清“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后设诠释意义之间的区别，并在这一过程中把人的动机、性格甚至集体无意 　　识，与话语的生产过程、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在对罗家伦所编《国父年谱》和罗刚所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进行分析时，陈建华就找到了他们所遮蔽的地方，即虽然他们的主张是以相对立的方式 　　存在，但陈建华对他们的“后设”意识进行了十分深入地挖掘，如果说罗家伦试图通过对某些历史史实的回避来营造孙中山这一“国父”形象的光荣一面，那么罗刚的《实录》则出现了对“国父”头上 　　的革命光晕的消解倾向。 　　二、精神：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如上所述，陈建华正是在汲取各种理论营养的基础上，才使得其“革命”话语研究拥有了多姿多彩的不同面向。这固然与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训诂学和实证意识有关，但对他的学术研究起了更加重要的 　　作用的是他在美国留学时期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以下即陈建华对三位著名学者的继承与创新。 　　1、 米歇尔?福柯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癫狂与文明》和《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的出现使“话语”逐渐成为1970年代之后北美人文学科界的关键词之一。陈建华的革命话语 　　考论，也可以理解为“话语”与“考古学”互为表里的研究，这不仅是一种跨语际的文化旅行，同时也是一种跨时代的历史旅行。具体而言，陈建华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作为在翻译语境中一种新的对 　　语义变化诊释的方法，即“强调把‘话语’来源、流通环节、传播机制等都考虑进来，追踪词语的历史过程。”[5] 　　但在对福柯理论进行实践的过程中，陈建华也对这一理论进行着创新。“我的 “革命” 话语的研究不完全依照福柯的理论，我所使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化的方法，却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