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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2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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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发展过程
作者简介:邹壮云 男(1971-)汉族,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程朱理学已经趋于衰退,王阳明的心学以倡导人性自由为出发点,适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心学讲究心即理,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王阳明的弟子将心学理论发展成了不同的派别,晚明的文人据心学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的文学思想。
关键词:王阳明 心学 发展过程
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儒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著名的大儒陈献章在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之本体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体观,他认为心、道之间有直接的联系,道体现于心,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王守仁在陈献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朱子的理学分裂了“心”与“理”,也就导致了学问与人格的分离,他认为心与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这样,个人的人格修养之心便与理学之学问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止王守仁进一步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其所谓的致良知就是强调在实践中体现心的作用,同时以心来指导个人的实践,讲究的是一静一动之谓致良知。至嘉靖年间,王守仁的思想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但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行,在广大的以市民为中心的中下层阶级中也广为流传,因此而成为了当时个性思潮主流思想。王守仁的“心学”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显然背道而驰,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统一的,这样就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理念可谓不谋而合,也成为了当时通俗文学的主流性思想。
至明代后期,王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其“致良知”的学说在其门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即以王轰、王良为代表的左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的右派和以邹守益、欧阳德为代表的正统派。其中以王学左派思想最能代表王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明代后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王学左派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王守仁思想的不同,王良及其弟子多为社会底层之人,他们从人格平等和独立的角度提出了“尊身立本”的理论,王良主张:“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2]这里所认为的“道”不再是理学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之道”,“身”即是指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因此他把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摆在了首位,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明哲保身”的思想。他认为致良知就是要把人当下的生活处理好,认为那种漫长的做学问的修养功夫是阻碍本体的生活质量的,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放弃,并且应当把“吾心”直接当成生命的本体来看待,主张“人人心中有圣人”。“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人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3]这样就也就让王守仁的心学走上了一种极端,也是有其理论上的形而上的弊端的。
王艮的弟子颜山农对这种理论则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人性皆是较好放纵各种欲望的,不能强制性地去阻止欲望的满足,只有在这些欲望没有控制而自由放逸时,才应得到有效的节制,要不然就会走向固执的自我而无法自拨。颜山农的弟子何心隐在则进一步完善了这种理论,他认为孔孟等圣人所说的无欲实是要人寡欲,也就是要对欲望有所节制,人更多的精力不应花在对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去努力建立功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则认为彼此是平等的,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士、农、工、商,都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应是指功业上和道德修养上的不同,他认为:“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士之超而为圣贤。”[4]他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欲望和感情需求寄于同情,主张把人从繁琐的礼教和名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继他之后的李贽思想更为激进,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他认为童心即是人的最真之心,是没有任何的虚假与造作的,还认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才是人心的真实描述,而六经等圣人之著作体现的思想往往是对人内心的压制,因此他非常尊重人的自然感情的真实流露,他认为:“酒色财气,一切不碍。”[6]可以说,李贽的思想已经走向了反封建礼教的极端,他的思想对后来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继李贽之后,汤显祖提出了著名的“至情论”,汤显祖的学说源于泰州学派,他认为世间之事总是一个情字,不是理所能完全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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