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良药还是毒草.docVIP

是良药还是毒草 　　摘 要：在民族交流问题上，各时期各民族都有自觉去从事文化交流，且出于解惑，需要在审视文化的立场上更换角度。民族间增进相互了解，有助于更加了解自身文化的问题，并找出脱离文化“瓶颈”的尴尬现状。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无论中国文化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地位如何变化，也阻止不了每个时期的文化人士以深邃的“他者”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正向抑或反向地从中汲取营养。 　　关键词：“他者”，威廉·坦普尔，王尔德，珀西，毛姆 　　在忧郁症广为流行的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被“世纪病”所困扰的欧洲人中，饱学之士勃顿将目光伸向了中国文明，并将这繁荣富庶的结果归结于中国对于“礼”的尊崇以及中国人才作用制度所形成的高尚国风，这些都是解决自身问题的可用之径。 　　对于孔儒思想的体认，需要的首先就是一双世界性的目光。[1]17世纪英国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就认为，例如像中国那样的民族除了提供异域的生活场景，而且还能启发他者自身的反思，他笔下的中国人是最有智慧和道德的，且意识到孔儒学说是一种真正为民的学说，教会人们怎么样完善自己、完善现实，着实是一种有实用性的而且行之有效的治国学说。孔儒学说，就这样用人伦道理治家治国治天下，于是把天下弄得一团和气。民为本，君臣是人民的责任者，所以无论是职责上还是自身素质上都必需是出类拨萃的，当正者首先就是个哲学人伦完美的人，以及对于中国的各种制度等都做了尽可能多的赞美，这未免有过誉的嫌疑，但是可贵的是能够引用他人作镜子，照见自身真正的缺陷，而且还能从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从正面发现的其它各个角度找到补救的良药，这就无形中更加大开了文化交流的门扉。中国的礼乐典章制度所制造的政治形态与道德形态，都是英国人为之赞誉过的，孔儒思想的尚礼、崇孝等在不同文化下成长起来的英国知识分子看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不但是一种新奇还是一种钦敬，从任何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不是单个民族所能具备的，而放眼之后，那种陌生感加之找到了新途径的兴奋感，就更随着他者自带文化系统的再诠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同样被引申来作为照见自身得失的镜子的也有中国特色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19世纪后期的王尔德认为，中国的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对庄子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政治上和思想艺术上的极致升华。王尔德阐述庄子思想时指出，“‘无为而无不为’，即顺乎自然，摒除自我，做一个静观天地的‘主人’，让客观实在照料自我，既无损他的物质，也无损他的精神，让他的精神平衡给他对世界的绝对统治。他深知，‘正像是最好的语言是那些永远不说的语言，最好的行动是那些永远不做的行动。他是被动的，并接受生活的法则，他静止在不动中，看着世界自己变善良’。他还用庄子的思想来表明政府应当清静无为的主张，‘这应该是一个放任人类自由的东西，永远不会成为管理人类的那种东西’。”[3] 　　中国形象之所以在西方被丑化，其根源之一也是中国人太缺乏一种向外看的精神，只是单纯地自我封闭，而在面对外来世界的文化时一味自守而抵制外物，这样就必然会生出许多误解。因为语言文化等交流障碍，更加使得一些问题严重了，以至于产生了对于中国的误解，由一开始就没有消融，而是越发地恶化了。 　　评论中国人的安贫乐道思想时，珀西就有他的另一番解说，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下，不是都“含笑”地去接受生活，而是在既成的不可动摇的礼教压迫下过着最为压抑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所信奉的天道，国人确实也难以找出一个精准的定义，而且天道联合着人治所塑出来的那种用宗教作外衣来进行统治的做法，确实也在中国存在，或许国人可以从这种他诠中找到更多的自己，殊不知在他人引中国为镜的时候，也可以从他者异域的眸子里找出国人自己的影子来。珀西并没有一味地赞誉中国的圣哲任用制度，相反，他指出“像中国那样狡黠的民族，从不计较祸福得失，凭籍权位欺压他人，实在是意料中事。他们既无良心道德的治裁，那么国家法律也就无从保持公平正义。假若我们单从理论上来检视中国的政治组织，其志在于人民能过上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这种美好意图的展示可谓无以复加；但是一看事实呢，则人民饱受官府大人们的压迫欺凌，比其他任何国度都要严重。”[4]珀西认为，中国法律不过是秉着道德礼义崇信之名进行统治，对中国人在这种劝善的礼育之下成长出来的性格也作了一番描述，中国人不诚实表里不一，而且狡猾怯懦，以利为上却满口仁义道德。而之后19世纪英国的经济萧条等原因，“黄祸论”兴起，罗默笔下的十三卷傅满楚形象更是将中国诠注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原型，它的流溢至今还在影响着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因为“根据种族中心主义的‘投射’理论，一个民族会利用‘妄想狂的投射’方式，把本民族不能接受的欲望归罪于其他民族或他者。中国人就是这样一种遭人仇视，被视为不可接受的他者。在他们的臆想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