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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平 不冒险才是最大风险 　　梅建平 梅摩艺术品指数联合创始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沃顿金融机构中心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博士。曾为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副教授。 　　作为高考恢复后最早一拨大学生，梅建平本可以顺理成章地稳做体制内中坚分子。 　　但对于这个在“文革”期间，一边当着红小兵团长，一边读完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上海人， 　　他说，不冒险才是人生最大的风险。 　　梅建平刚上完课。在纽约大学任教17年，从没有过在长江商学院这7年的上课强度。穿梭飞行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城市上课，课余国内国外做科研。梅建平的点子特别多，对他来说，一旦有新的想法，进行研究验证，是人生一件最有趣味的事情。 　　排队找梅建平的人也络绎不绝，前脚刚在深圳的课堂上讲完投资实战，后脚便连着几个向他请教市场和投资观点的预约。梅建平不是个“温和”的学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完正统商学院教育又留美任教17年，让梅建平有一股美国商学院教授传统的尖锐和犀利。 　　梅建平在长江商学院百分之十的学生是中国顶级的房地产商人，但他并不看好中国持续多年来最热火朝天的这块经济领域。梅建平认同任志强这样的中国商人，不见得“任大炮”的观点正确，而是那些备受关注的言论和态度背后有某种程度的数据支撑。梅建平的最新观点是，“可否对年轻人买的第一套房出这样的政策：政府退税费和土地出让金？ 这样房价马上降50%-60%。” 　　2006年前，梅建平是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再往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完了金融学博士。读普林斯顿是1986年的事。1985年，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对华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主席的邹志庄回国做了一场留学考试，在全国慕名参加的考生中，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究生的梅建平考取第一。当时念经济学在国内是冷门，而去到美国，梅建平更是觉得“跟国内的经济学教育简直没得比”。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当时是美国最强的经济系之一。梅建平的宏观经济学老师是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财政学老师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金融学老师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经济学系主任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教授，计量学老师是引他入门的邹志庄一毕业，梅建平则直接成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助理教授。 　　梅建平现在的专业工作分为两部分，上课，研究。2005年，他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在长江商学院做访问学者，教一门叫投资学的课。在纽约大学任教17年的梅建平发现，长江商学院在中国有足够特殊之处。“李嘉诚先生创办的这所学校采取教授治校方法，学校主要决策由教授委员会决定，且享有比较高的学术自由。”在中国，教学水平和办学角度难得的是不从行政角度出发，这吸引了身处美国教育环境的梅建平。 　　另一方面，梅建平愿意尝试的地方还在于，长江商学院的学生都是在中国非常成功的民营或国有企业家，还包括一些官员。这种教学相长正为梅建平所看重。“在全球任何成功的商学院，投资学不光是一门专业理论课，更在于帮助学生真正做投资实战。教授一方面进行教学，一方面跟学生学习，补充知识后再进行反馈。” 　　于是，2006年，梅建平便辞去纽约大学教授职位，成为长江商学院常驻教授。之后，梅建平每年十个月在国内，两个月在国外。在国内，他花费在纽约大学上课两倍的时间飞奔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给那些“成功”的学生们讲投资、市场和经济观点，以及做研究。在国外，他和另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摩西联合创办的“梅摩指数”已经改变了一个固有经济观念，即艺术品市场和股票市场一样，不仅是一门可回报的投资类别，且有着相近的回报率。 　　“最粗略估计，中国包括机构投资的财富在内，民间财富达五十万亿以上，如果拿出百分之十就是五万亿，百分之五就是两点五万亿。2011年全年，即使把交易水分加进去，拍卖量差不多仅一千多亿。这中间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梅建平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梅摩指数”则吸引长江商学院学生“超级”关注起了这位海归教授。 　　2000年，梅建平在午餐时偶遇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同事摩西教授。梅建平教金融，摩西教运筹管理。摩西一句“我喜欢玩收藏”的闲话引起了梅建平的注意。摩西是犹太人，玩了十几年收藏，也把佳士得和苏富比这世界上两大拍卖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的拍卖记录聘用百余个本科生花十年时间做了录入。 　　这么大量的工作已经做了，梅建平的想法是，如果把收藏作为投资呢？会不会比上市的美国蓝筹股更好呢？这些问题摩西同样已经请金融系教授帮他做过艺术品投资的收益计算，但悬而未果，因为艺术品的交易不是每天都在进行，艺术品被收藏起来五年、二十年、一百年不等，投资者的收益回报没法计算。梅建平的出发点在于此前做过五六年的房地产投资市场研究，将房地产投资模型调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