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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艺术的送别时间 　　人心喜聚恶散，人生聚散无因。这种世态人情为文学史催生了大量的送别诗。自少及长，我们所学、所悟、所用诗词，关乎送别主题者，篇幅独多。爬梳这些诗词对送别场景的描写，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这些描写的一个共性：所写送别时间多为日暮时分。比如“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余马行处”（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琵琶行》）；“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霎时间杯盘狼藉，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王实甫《西厢记》）。不一而足。 　　问题由此产生：相别时刻既为日暮时分，那么行人与送者别后即当寻觅逆旅歇宿。行人始行即宿，岂不耽搁了途程？岂不违背了趱行的初衷？况且，就个案而言，《送武判官归京》写武判官于暮雪中离边返京。轮台之东为千里荒漠，他日暮发轫，岂非始行即陷自己于日暮途穷境地？《雨霖铃》中所写情人夜航而去，古时水路多无航灯，又兼港汊多绿林君子，此去岂非陷其于险地？这是否说明，日暮送别仅是一种文学表达，而非生活实际？假如情况确系如此，那诗人选择日暮送别的表达主要基于什么艺术考虑？ 　　首先要明确的是，日暮送别，在今日看来，或有不科学之处，但在古代，却是不得不然之事。原因或证据列述如下。 　　因交通不便，行旅艰难，出行向被古人视为大事。一人出行，往往扰动整个家庭、家族乃至乡党。富贵者、广交游者尤其如此。《汉书?疏广传》记，疏广与侄子疏受辞官归里，因贤德博学，“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辆），辞决而去。”①所谓“设祖道”，是指祭路神饯别；“供张”，是指备办酒食及张设帷幕。送行者要完成这些礼仪上必备的程序，需要大量的时间。设若清晨送别，送行者的准备势必捉襟见肘。或许有人会说，疏广、疏受如此排场，大概是官场样式，仅是个案，并不具备普遍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诗词歌赋及史传中众多的帐饮、祖道的记录就可明白（《晋书?石崇传》、杨炯《送徐录事》等都有相关描写）。所以，从方便送行者送行的角度考虑，日暮送别是合宜的，是符合生活实际的。 　　从旅人角度而言，日暮出行还是一种遵从择吉风俗的变通性选择。古代人们的出行活动受到诸多不可知因素的限制，旅途吉凶难卜，为趋吉避凶，完满完成旅行，人们不得不在选择出行时间上慎之又慎。这使得卜行择吉成为行旅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凡有行，必有卜。这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多有记录。比如，冯梦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记：“那时兴哥决意要行，瞒过了浑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捡了个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②这种习俗，身在其中者，往往不加注意，认为事属当然，但是局外人看来，便颇觉骇怪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描述杭州风俗时好奇地说：“如有一人欲旅行时，则往询星者，告以生辰，卜其是否利于出行，星者偶若答以不宜，则罢其行，待至适宜之日。人信星者之说甚笃，缘星者精于其术，常作实言也。”③旅人既然虔信择吉，那么吉日既定，则必依时而行。吉日到时，不管你囊箧是否充盈，行装是否完备，家事是否都已安排，亲友是否都已道别，你必须移居家外、城外（村外）。他所能拖延的最后时限，不过是当日傍晚或夜晚。对于恋家者、恋友者乃至恋酒者，在傍晚时分（吉日的最后时刻），在离城最近的酒楼或航船上与亲友道别，诗酒酬酢，既完成了遵奉天意出行的程序，又达到了与亲友热闹话别目的，同时又满足了恋家的心理，真是一个一石多鸟的举措。当晚相知设宴饯别，次日亲友挥手道别，也就是一次出行，多次送别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陆游离开故乡绍兴入蜀任夔州判官时，就曾这样演出自己的人生戏剧。他的日记《入蜀记》开篇即记：“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报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远役，谋以夏初离乡里。六年闰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见送客。巳时至钱清，食亭中，凉爽如秋。”④当然，由于观念不同，不管日子吉凶，抬脚就上路的人也有。比如《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就驳回了大恩人甄士隐的黄道出行的建议，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但这是异数，而非常态。所以脂砚斋评贾雨村此举时说：“写雨村真是个英雄。”“写雨村真令人爽快。”⑤ 　　相别时刻往往落在日暮时分，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主客双方共同造成的。说句难听话，那就是两人喝酒误时，废话误时。说得冠冕些，那是酒逢知己，情深意长，难舍难分。妇孺皆知的王昌龄名诗《芙蓉楼送辛渐（其一）》“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表面上写作者清晨送别友人辛渐，但只要我们参阅作者就同一事件同一事间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