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5“登轼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考察.doc

“登轼而望之”的训诂与考古考察 汪 少 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提要：《左传》“登轼而望之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一、轼是车上前边的横木，用来扶手的。只是手握的一根木棍，不可以站脚。而且更高处再没有可以把手的东西，即使“登轼”，也得腾跃而上。即使上了，脚既站不稳，身子又四面无依傍。所以实在不可登，登一定会摔下来。二、“下视”连读，就是以“下”作“视”的状语。从车上（即使站在轼上）向下看，被车身遮蔽了，实在看不见齐军车的辙迹。三、下文“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明说视的是辙，望的是旗。辙迹在地面，最低；旗建在车上，最高。而人在车里，可是说视辙向下视，望旗倒“登轼”，不近情理。所以那样读法是讲不通的。“下”是下车。“登”是说视其辙之后再上车。“轼”是凭轼。《吕氏春秋·期贤》“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史记·魏世家》“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的轼的用法同。轼之也就是轼而望之。这轼字也作式，《礼记·檀弓》“夫子式而听之”便是。“轼而望之”与“式而听之”句法同。 （1979）（1979）《记·曲礼》：国君抚式，士下之。注云，升车必正立，据式小俛，崇敬也。师古曰：式，车前横木。古者立乘；凡言式车者，谓俛首抚式，以礼敬人。孔颖达曰：式，谓俯下头也。……于时立乘，若平常则凭较，故《诗》云“倚重较兮”是也。若应为敬，则落隐下式，而头得俯俛，故《记》云“式视马尾”是也。 登轼而望之所谓凭轼，就是把手放在车前横木上，身首微俯。这在春秋时是乘车者用以对所遇的人、事、物表示恭敬的一种特有动作。曹刿是在长勺之战中观察敌军败退的情况，根本无须表示恭敬，用不着凭轼。 登轼不能分读，轼不能作凭轼讲，这不仅因为曹刿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可能用凭轼来表敬，而且因为春秋时有兵车不式（《礼记·曲礼上》）的规定，兵车上根本不允许凭轼。孔颖达曰：兵车尚威猛，宜无推让，故不为式敬也。曹刿与鲁庄公共乘一兵车，他不会当着国君的面破坏兵车不式这条规矩。再有，凭轼，则头得俯俛首必俯，叫曹刿凭轼，脑袋俯下，还怎么能望见齐军之旗靡呢？ （1984）少华按：说有易，说无难；断然否定可能性与承认某种可能性，显然后者胜出。于是经过那场讨论，训诂学界渐渐形成共识：“轼”可“登”，“登轼”不可断开。然而，论者举以为证的《吕氏春秋·忠廉》，其理解存在问题。孙雍长（1997）首先发觉而提出质疑：“这里吴王说要离连拔剑举臂、上车登轼这样容易简单的事也做不了，是极言要离的无能。……如果‘登轼’是指登于轼木之上，便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办到的事，更不可能与‘举臂’相提并论。” 如此质疑，的确有道理。“拔剑则不能举臂”，拔出剑却不能举起手臂。剑有多重？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吴越青铜技术研究”课题组经过8年研究，仿制成功“越王州句复合剑”。复原成功的仿古“越王州句复合剑”，长53.5厘米、宽5厘米，重745克；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11号春秋楚墓出土青铜剑，长54厘米、宽4.2厘米，重720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1991）；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57.4克（彭林2000）。欲杀王子庆忌的吴王是阖闾，此时的青铜剑长度约为48-59厘米，重量应与上述青铜剑相当。例如1964年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阖闾剑长50.7厘米（戴遵德1972），1978年安徽南陵出土的吴王阖闾剑长50厘米（刘平生1982），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长59.1厘米、宽5厘米（崔墨林1976），1991年河南洛阳出土的吴王夫差剑长48.8厘米、宽4.2厘米（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92）。手持不足1公斤重的剑，要“举臂”是普通人轻而易举的，但是要离做不到。这不是极力贬低，也不是刻意夸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记载与《吕氏春秋·忠廉》相同的事情： 2002）。要离自承“迎风则僵（偃），负风则伏”——“风都能将他吹倒”，这句夸张的话在他身上确是实情，无怪乎“拔剑则不能举臂”。“拔剑则不能举臂”的要离也不能登上车，因为登车的难度绝不小于持剑举臂，这是车舆的实际结构决定的。车舆距地多高？据《周礼·冬官考工记·总叙》： 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 据闻人军（1983）考证，《考工记》中记载的尺度，是小尺系统的齐尺，相当于米制的19.7厘米。兵车和乘车之轮都是六尺六寸，那么轮径约为1301.33米”（孙机1985）。六尺六寸的车轮，穿过轮毂的轴头离地三尺三寸，加上轸和轐的高度，一共是四尺。兵车和乘车离地四尺（约78.8厘米），正适合八尺高的中等身材者升登③。 由于车舆距地面有此一定高度，所以尊者登车时可以借助“乘石”或“几”。《周礼·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