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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多元时代的自由主义困境 　　【摘要】当下时代的价值多元格局，对自由主义学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伯林是20世纪最先将价值多元问题予以主题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其后的罗尔斯与格雷等人都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沿着不同方向进一步去应对伯林“终身问题”。另一方面，利奥?施特劳斯对伯林自由主义论说的批评，则将自由主义最严峻的学理危机直接呈现了出来。通过对上述思想论争的介入性梳理与分析，本文在思想史与政治哲学的双重层面上，对价值多元时代下自由主义困境展开一个全面学理考析。 　　【关键词】价值多元主义 伯林 施特劳斯 罗尔斯 格雷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伯林著作的最大难题还是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这表明伯林试图做的综合并非完全成功，而且他的思想一直被一种含糊性所缠绕。 　　――格雷，《伯林》① 　　最令我恼怒的是什么？就是看到：再也无人有勇气进行彻底思考了…… 　　――尼采，《权力意志》② 　　伯林的“终身问题”及其理论困境 　　面对今天的“八零后”乃至“九零后”，我的同龄人和前辈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真的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种感叹下面，是对这种“多元”事实的深深无奈。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一个“价值一元论”的社会，即对于好与坏、正与邪、崇高与颓废、美好与丑恶等价值领域的判断，存在着可以公度的坐标体系。然而今天，这些价值衡量的坐标体系似已全然解体。早在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口号在上个世纪末急剧流行后，中国社会便已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同今天这些无奈的感叹相反，称得上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中之一的伯林（Isaiah Berlin），却正面地认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他称之为“价值多元主义”。对于伯林，那种将所有价值都有序整合成一个整体的价值一元论，恰恰是最危险的。伯林强调，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目标或者所持守的价值是多样的，它们之间经常无法兼容、不可公度，并且往往处于相互的敌对状态中。一个社会中会发生价值的冲突，即使在一个个体的内心里，也会发生价值的冲突。于是，在这些“绝对的宣称”（absolute claims）之间进行选择，就是无法逃避的人类状况。③而“每个选择都包含一个无法修复的损失”――有些价值要被损失掉。④伯林因此指出：不存在没有损失的社会世界（no social world without loss）。而对“选择”的肯定则预设了，“必须有一些自由的疆域，没有人可以被允许侵入这些自由疆域”。“对个体自由的一个最小范围的不受侵犯性的真实信念，乃要求绝对的挺立（absolute stand）。”⑤于是，伯林坚决地捍卫他所说的“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并非取得其他价值的手段，它是“目的自身”;并且，它是“一个终极的价值”，须“绝对的挺立”。⑥在晚年的访谈中，伯林亦强调作为消极自由的人权，是建立政治哲学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政治哲学”。⑦诚如格雷（John Gray）所言，“消极自由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通过选择活动实现自我创造的一个条件”。⑧ 　　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冲突，就是来自于资源的有限性，来自于对资源的争夺（以及随之而来对利益、权力的争夺）。因此，妥协与协商成为一个重要方式来化解社会冲突。但伯林恰恰反对这种主流自由主义观点。在伯林看来，即使不存在资源限制，人们的生活仍然会充斥着价值的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以协商谈判而彻底解决掉，“人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不可能全都求得完满的解决。这不是因为实际上有困难，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这些价值在概念性质上都是有缺陷的。……某些人类的价值之所以不能相互结合，就因为他们本身是不能并存的。”⑨哲学也只能说明实践世界中的这种价值冲突之状况，而并不能解决它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便能处处遭遇伯林所说的状况：以离婚为例，尽管很多确实肇因于利益上的冲突，但也有不少人就是因为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的不兼容，而无法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压力或资源限制可以拆散家庭，但也可能使一个家庭更团结，而价值上的差异，则很容易就激起不可化解的冲突。在伯林看来，人类实践世界的根本问题便正是在于：当这些绝对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时，我们如何来进行处理。处理不好的话，这将导致灾难性的悲剧。伯林在其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指出：“在人类的生活中，不管是私人的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悲剧的可能性――从来不能被彻底铲除。”⑩在评论伯林思想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对伯林而言，根本价值间的冲突，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不只意味着一种麻烦或沮丧，而是一种悲剧。在他看来，当我们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无可避免地要承受或实施某种伤害。”因此，伯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