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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教授参与高校管理的演变 　　摘 要：由于国家政局的多变以及德国大学内部的教授职业路径，形成了政府、校长、正教授与编外讲师之间权力的不断更迭以及制衡的发展历程。德国正教授和编外讲师之间的权力分配呈现出从极度不平等到相对平等的趋势。但是正教授依然享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是由于德国大学自由与科研的精神、德国教授的专业性以及德国教授职业路径的惯性所造成的。 　　关键词：德国教授;内部组织;学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8-0081-02 　　 一、德国大学教授的分类 　　 在德国的大学中，负责教学工作的教师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教授，又可以分为正式教授和临时教授;另一类称为编外讲师。最初，教授和编外讲师的学术权威与法律地位有着天壤之别。随着改革的呼声、国家政局的更迭，教授和编外讲师之间的地位也呈现出从极度不平等到相对平等的趋势。 　　 二、德国教授参与高校管理的演变 　　 （一）早期正式教授的“一把手”（1848年以前） 　　 在以“教授大学”为典型特征的传统德国大学中，形成了由一个讲座教授盘踞顶端的层级森严的官僚组织[1]。每个讲座教授负责一个讲座或者研究所，扮演着“一把手”的角色。以柏林大学为例，各学院正教授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行使的权力包括专门化教育教学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研究和对研究的管理;并且他们负责讨论决定本院内部事务，院长从他们中间自行选出;同时还可以通过评议会共同就全校性事务做出决策。虽然教育部拥有对大学教授及其履职表现进行监管的权力，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教授本人却基本感觉不到这种监管的存在[2]。教授如同披着一件隐形的监管外衣，骄傲得像个国王一样在讲座或者研究所中来去自如。对比之下，作为一名编外讲师，他的法律地位和生存状态实在是相形见绌。私授讲师的活动被看成是自愿的、与大学无隶属关系的活动。他们没有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利[3]。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回忆他的编外讲师生活时写道：“基础课、必修课一般都是教授上，所以能争取开一个有五六个学生的班就算交了好运，这一时期，生活拮据是必然无疑的。然后运气好的话成为副教授并从大学领取薪金，最后一步是争取正教授的头衔。在几乎无限增长的讲师队伍中能成为正教授的人寥若晨星。”[4]通过他的这段回忆，编外讲师清贫的生活状况和卑微的法律地位可见一斑。 　　 （二）改革“教授大学”的曲折开端（1848―1933年） 　　 1848年圣灵降临节在埃森纳赫举行的德意志大学生集会，提出了大学生参与高校选举的要求。同年9月，在耶拿举行的德意志高校教师大会，也提出了所有高校教学人员参加高校管理的建议。但这些要求随着革命的失败而最终流产。但自1923年起，在普鲁士、巴登和巴伐利亚，教席教授以外的教授和私人讲师的代表被允许进入学院一级的委员会，使教席教授以外的大学成员参与大学管理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5]。然而这一步并没有跨越过教师与教授之间的权力鸿沟，编外讲师的权力依然有限，生活也仍旧苦不堪言。哲学大师伽达默尔回忆作为编外讲师的经历就说：“1928年冬天，生活拮据，冬大衣牢牢地冻在衣帽橱的墙壁上，做就职论文的精神激情打不开现实中的水管：因为它一直冻到7月份，不得不去水井担水喝。做讲师的那点薪水只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做夏季旅行就要靠听课人的人头费。一个年轻的私人讲师开始时非常不容易：除了学着教、教着学之外没有出路。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6] 　　 （三）“领袖原则”下的教授权力削弱（1933―1945年） 　　 1935年，纳粹当局正式确定所谓的“领袖原则”，将其写入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章程之中。“领袖原则”使校长成为全校的首长，将全部权力集于一身，从而彻底动摇了教席教授在大学中的领导地位。院评议会或者称院务委员会也成了咨询机构，且据记载1993年评议会的成员为校长、校务长、副校务长、一名讲师和大学生组成的负责人，没有一名教席教授。此时出现了教席教授从评议会中“卷铺盖走人”的情形。而且以海德堡大学为例，1938年巴登州颁布新的高等学校章程：“校长为高等学校的领袖……过去评议会所拥有的权力全部转交给校长。”[7]由此可见，校长的权力极度膨胀，评议会以及教席教授的权力被严重削弱。 　　 （四）纳粹政权垮台后的传统模式恢复（1945―20世纪60年代） 　　 随着政权的更迭，教授的权力也一波三折。1945年纳粹政权垮台后，高校中的“领袖原则”被废止，“教授大学”的传统结构顺理成章地得以复兴。然而也存在着一个例外，那就是1948年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学，大学生在大学自我管理中获得了真正的共同决策权，他们在学校所有的组织机构中都拥有一个席位和一个表决权――这在德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8]。 　　 （五）“教授大学”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