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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金对疑难案件问题的探讨及其学理争论 　　摘 要：针对疑难案件问题提出的观点和学说是战后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动向发端于德沃金，源自当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渊源，并成为法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是借助其法律解释理论的基本框架而展开论述的，并建立在批判性继承现实主义法学和实证分析法学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德沃金的疑难案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对原则的确证和强调，其二是建构性解释和唯一正解，其三是以赫尔克勒斯为标准设立的裁判形象。与此同时，哈特和波斯纳等学者都对疑难案件问题表达出各自的深刻见解，并与德沃金有过多次学理论战。关注疑难案件理论的发展过程有助于补充并完善其内容建构，并将对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疑难案件；德沃金；法律模糊性；建构性解释；整体性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7-0123-07 　　一、历史传统与社会渊源：德沃金关注疑难 　　案件的起点与开端 　　在探索存于自身内外的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中，人类总是展现出巨大的兴趣，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种所谓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对疑难案件（疑难问题）的探讨也成为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从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开始，智者学派以及其他多种学派就对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有过相互争辩，并激发出智慧之花，这些可以被称为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最初展现。在现代法理学研究中，这种对疑难案件和疑难问题的探索仍然没有结束。因此，对相关思想观念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有关智慧的知识，甚至是关于知识的智慧。 　　在现代法理学对疑难案件的研究中，罗纳德?德沃金注定是位无法回避的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理学研究中，德沃金和赫伯特?哈特已然成为绝对的主角。在当时法理学的核心刊物中，不是他们各自阐发或相互争论的内容表述，就是其拥戴者的相关论述。在德沃金撰写的重要著作中，《认真对待权利》（1977年）、《原则问题》（1985年）和《法律帝国》（1986年）都对疑难问题进行过非常深刻而详尽的阐释。可以说，这种对疑难问题的关注贯穿着德沃金学术生涯的全部过程，在其后来的《自由的法》（1996年）和《至上的美德》（2000年）中，德沃金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具体疑难案件的探讨上，但早在前几本著作中，其对疑难案件的理论视角和立场建构就已经成型。不可否认，德沃金无疑是当代法理学对疑难案件探讨的主要发起者和坚定倡导者。 　　当然，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渊源。在战后自然法经过短暂的复兴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和实践法治已经成为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严峻挑战，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内，人们仍然难以摆脱纽伦堡审判所凸显出来的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问题。这种明显带有“溯及既往”的判决内容通过所谓的扩张解释获得的是政治和道义方面的支持与赞同，[1]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可以在法律和法理学的视野之内完成，①相反，在现实生活中，由这类难题所引发的是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重大的现实问题逐渐演变（亦或是激发）出更多的理论探讨和争辩。当然，纽伦堡审判只是引发上述理论争议的某个方面。此外，德沃金对“疑难案件”予以关注或许出于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其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矛盾经过二战的激发和压缩而更加集中地爆发出来，诸如反对种族隔离、反对越南战争、黑人争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等都是这种社会难题的具体表征。而在德沃金的著作中对这些社会难题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其已经成为德沃金探讨疑难案件的现实渊源。总体而言，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是在其法律解释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而疑难案件也反过来成为其法律解释理论的集中体现。至少，这种相互作用的基本关系可以从若干方面得以展现。 　　二、内容构建：法律解释理论框架下的 　　疑难案件问题探讨 　　首先，对原则的强调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观点和贡献之一。从解决疑难案件的角度来讲，在难以适用具体规则的情况下，诉诸更为宏观（这样可以更好地契合法律精神）的法律原则成为寻求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②作为原则使用的概念出现于法律规则之中，其有助于理解疑难案件指向的普遍理论，旨在保证对类似案件作出的判决均是类似的，[2]而这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重点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原则的地位和作用之外，“政策”也是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这点似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和足够关注。尤其是面对疑难案件的时候，理解或争论关涉权利义务的尖锐问题需要使用的是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准则和各类政策，而不是借助规则所发挥的作用。[3]对具体政策而言，其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目标几乎都是必须实现的，并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