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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在非洲两次难忘的撤离经历 　　1989年后，世界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掀起“多党民主”浪潮，非洲受到猛烈的冲击，不少国家政局动荡，战乱频起，中非关系也经受了严峻考验。我当时先后在中国驻利比里亚使馆和驻索马里使馆工作，亲历了政局动荡中中非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 　　1989年9月30日晚，我驻利比里亚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宾客如云，灯火辉煌。招待会快要结束时，利比里亚驻华大使突然到场，告知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他已从北京被召回，利比里亚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他回来后曾几次约见多伊总统，想作最后努力改变这个错误决定，但多伊却拒而不见。果然，10月2日，正值我国庆假日，利外交部紧急召见我驻利比里亚大使，通知利政府已决定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我驻利比里亚大使提出抗议，并希望利政府纠正错误，改变决定，但10月4日利台“复交”协议仍然签字。10日，我宣布同利中止外交关系。11日，我驻利比里亚大使即离利回国，我们在机场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使馆全体外交官，驻利机构代表和华侨华裔朋友齐集机场，各国驻利大使或使馆代表也来送行。这实际上是对利政府背信弃义的一次抗议和示威。10月12日，我主持了闭馆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徐徐地降下了五星红旗。当时我们心中充满着悲愤，许多同志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利比里亚弃我就台，经过了一年多的犹豫，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经济极度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才在台湾当局重金收买下做出这一不智不义之举。此前，台湾当局通过一家美国公司老板同多伊政府搭上关系，然后相继邀请利外长、众议长和多伊的亲信秘密访台。台湾当局对这些人百般讨好，重金收买，并允诺给予巨额援助。但多伊等人慑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我国10年来在利的大量友好工作及有效援助，加之我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多伊政府允许台在利首都设立“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迟迟不敢迈出这最后一步。随着利比里亚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政府的雇员连工资都发不出。多伊政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这给了台湾当局以可乘之机。台湾当局加强收买活动，答允给利2亿美元援助，并给多伊个人2500万美元，双方这才最后拍板成交。 　　中利中止外交关系后，大使离任归国，我作为使馆第二把手政务参赞，全权负起撤馆和撤离中方人员的工作。我国当时在利比里亚除使馆本部、经参处、商务处工作人员和新华分社记者处，还有大批的援利人员，包括体育场专家组、医疗队，正在援建的卫生部大楼的施工队伍。此外还有上海贸联、湖南国际公司的饭店以及农场等。国内指示：在一个月内把使馆和国家援助项目全部撤出;使馆资产除运回国内外全部转移到我驻邻国塞拉利昂使馆;留下来的民间的商业和互利合作企业的人员及新华分社记者要作好妥善安排。我驻利人员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普遍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而惶惶不安，担心撤离过程中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因为利1977年2月同台湾“断交”时，台湾人员的财产遭受过非法抢劫，故我留下来的人也因此担心今后无依无靠，政治上、业务上甚至人身安全都无保障。如何使走的人井然有序，留下来的人思想安定，撤离中保证使馆财产不致流失等等，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任务。为此我和夫人昼夜工作，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做工作，安定情绪，要求他们从中利友好的长远考虑作好交接工作。同志们都能识大体顾大局，认真作好交接工作，每个援助项目都同利方签署了书面文件。我医疗队是援外先进集体，他们与利方医护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离开驻地时，利方派代表把他们送到首都，依依惜别。 　　为了我驻利人员撤离和留下来的人的安全，取得驻在国治安机构的帮助十分必要。为此，我带着礼物去见警察总局局长，他是我使馆的老朋友，我要求他设法保障我撤离和留驻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召集警察局各部门首长开会，并严正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气愤地说，他们反对“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他当场指定3个部门负责人组成保卫中国人员安全的指挥小组，然后由指挥小组的一名成员随同我查看了我驻利机构的位置和环境。他们采取了定时巡逻、安置暗哨等各种措施，使我人员和机构安然无损。多伊总统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很不得人心，我们撤离时所办各种手续，外交部等部门都是尽量提供方便。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向我表达了对多伊和外长的不满，说他相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即可再回到利比里亚。其他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等也向我们反映了政府和议会广大官员和利人民群众对多伊等少数人同台湾当局搞秘密交易的不满情况。我们离利时，在机场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利比里亚人向我们道别，有的说：“中国朋友，你们只当是一次休假，我们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来的！”使馆的3名当地雇员自己花钱乘出租车赶50多公里来机场同我们惜别。他们动情地说：